5月8日，银监会和央行联合发布《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指导意见》，为民间借贷正名、松绑，允许自然人、企业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投资设立小额贷款公司，在国家政策规定范围内合法经营。这是在国家实行货币从紧政策的宏观背景下，有效配置金融资源，引导民间资金流向农村和欠发达地区，面向农民和微型企业，改善农村地区金融服务，促进农业、农村和农民发展的重要举措。这意味着，从此“私人钱庄”沐浴阳光，名正言顺地登上资本市场大舞台参与金融活动。

　　民间资本暗流涌动

　　据央行统计，截至2007年底，中国民间资本沉淀金额达数十万亿元，仅浙江省沉淀的民间资本就达8300亿元。这些庞大的民间资本一直暗流涌动，逐利的欲望和冲动一刻也没有停息。

　　而越是经济落后的农村，农户和私人小企业从银行、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渠道借贷的比重就越低，在银行贷款审查的过程中，重重门槛设障，他们难以满足银行的种种“刁难”而很难获得贷款。

　　正是在这一情势下，民间借贷风生水起。在中西部欠发达省份，地下金融资本规模相当于银行正规金融资本规模的32%，农村金融体系落后，农户和私人小企业不得不从民间借贷，甚至忍受高利贷盘剥。

　　调查数据显示，在正规信贷支持力度相对较小的中小企业和农业等行业方面，地下金融很大程度上起到了补充作用。目前全国约有三分之一的中小企业融资来自于非正规金融途径，而农户只有不到50%的借贷来自银行、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非正规金融途径获得的借贷占农户借贷规模的比重超过了55%。

　　早在2004年，央行温州市中心支行汇总300个监测点的监测数据显示，当年5月份温州市民间借贷发生额6492万元，比上年底增幅18%。当时的浙江省银监局也对部分地区的企业民间集资总量进行了测算，得出的数据为温州、台州地区分别是110亿元和80—100亿元；湖州、丽水地区分别是70亿元和85亿元；而宁波市的民间借贷总量估计至少在50亿元以上。

　　民间借贷缓解了农民和中小企业借贷难的问题，客观上是一个进步，是对国有和集体金融体系的一个补充。

　　但同时民间借贷又容易滋生犯罪行为，一些“地下钱庄”嬗变成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经济团伙。他们称霸一方，雇佣专门的打手，甚至买通当地司法机关，为其保驾护航，借贷者一旦落入这帮人的高利贷陷阱，就是跳入火坑，上演一幕又一幕当代版的杨白劳喝盐卤的悲剧。

　　陕西省山阳县一高利贷犯罪团伙在当地公安局一个副局长的包庇下，逼迫无力还贷的村民签下卖肾还债的欠条，他们还持枪劫持欠债人，用浇开水等刑法逼迫还债，手段极其残忍。

　　有的“地下钱庄”非法集资，骗取人民群众的血汗钱，让数以千计的人倾家荡产。号称“小姑娘”的原浙江溢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美容业主杜益敏非法集资上亿元，而从出名到被刑拘不足半年、26岁的浙江东阳女子吴英则通过借贷上演了一个短命的暴富传奇。

　　就这样，民间资本像一头猛兽一样在乱闯，而民间借贷也一步步从“救急”蜕化成破坏国家金融市场，有功也有过。

　　筑渠放水 堵不如疏

　　地下金融是正规信贷的补充，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为了填补我国农村出现的金融短缺，将庞大的“地下金融”引向亟待输血的三农“旱渠”，央行早在2005年就批准在全国5个省(区)设立民间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试点。

　　央行给小额贷款公司设定“四道篱笆”：面向三农、股份制运行、只贷不存、利率不超基准利率4倍。同时鼓励各地大胆探索创新，形成不同类型的模式。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已经从政府禁锢的大手中解放出来，游入了“放生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