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我们一个人一生都有三个亲人。一个是生他的母亲，第二个是他的故乡，第三个是他的祖国。我们许许多多人都来自于遥远的西部。我在此选择的是对第二个母亲进行描写，对故乡的怀念。”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立于讲台，深情朗诵起了自己的诗作。 　　

　　2007年1月10日晚，“幸福牵手——2006中国地产慈善之夜”在北京嘉里中心隆重举行。大厅内灯火辉煌，黄怒波额上皱纹纵深，身上的暗格条纹上衣暗淡低沉。 　　

　　低调的岂止衣着。去年一年间，与京城某些房地产大佬的“跌宕起浮”相比，黄怒波除了偶尔向媒体透露一下中坤的未来设想，就是斥资3000万元捐助了北大新诗研究所等3家诗歌研究机构，在文化界泛起过一丝微澜。 　　

　　熟悉他的人认为“低调”不属于黄怒波。也许，只有他本人才能明了那份属于自己的“低调”。 　　

　　反革命狗崽子、宁夏下放知青、北大校园诗人、90年代下海精英、《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的地产商人…… 　　

　　黄怒波身上有太多时代烙印。 　　

　　地产界的资深人士王志纲曾形容榜上的富人是“还在路上的英雄，泥足巨人、稻草英雄，需要这个排名，以便包装自己，聚敛更多的金钱”。 　　

　　眼前，这个高个儿、小眼睛、笑眯眯的五旬男人，在近两个小时的交流中，一直没怎么提到“钱”字，但“钱”又无处不在：他本想做一个率性而为的诗人，办企业赚钱是为了有一天能出诗集。诗集出来后，他却有了一个“不能轻意舍弃的企业”；他害怕“个人膨胀”导致“独裁”，成为“企业最大的风险”，在将中坤集团新任总裁推至前台的同时，却又将企业核心——财权抓得更紧…… 　　

　　室内冷冷的。“我的心灵一直很痛苦。越有地位和金钱的时候，我越悲哀。人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小时候在宁夏，整天被骂成‘反革命的狗崽子’。现在回去了，却是市长的座上宾，还要被请到电视上‘拜年’。当年插队时，睡在一张铺上、吃在一个锅里的乡亲，如今一起喝酒都要小心翼翼的……唉！越想越觉得没意思。” 　　

　　“最讨厌电视上那些狼吞虎咽的镜头，太假！” 　　

　　“像我这样走出来的人，内心的一点变态就是自尊心极强。哪怕多年前受到一点点侮辱，都会记得清清楚楚。”黄怒波冷不丁冒出一句。 　　

　　1958年，两岁的黄怒波被妈妈抱在怀里，随着父亲的大部队从兰州开往宁夏支边。一家人万没想到，不幸随之降临。“随后，父亲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他身为团职干部，实在想不通，就自杀了。” 　　

　　父亲死了，烂罪落在母亲身上。政治上的歧视，4个需要拉扯大的儿女，“对一个善良的女人来说，担子太重了”。 　　

　　一次，母亲去城墙扒土，想卖了换钱。城墙塌了，半天没人理会，许久，才有人来将她从土中扒出……苦难没有止境，黄怒波13岁那年，母亲不幸煤气中毒，在冰冷的床上卧病一年后，撒手人寰。 　　

　　烂罪又落在4个孩子身上。为了吃饱肚子，黄怒波不得不上街要饭。事隔多年，已有上亿家产的黄怒波哽咽道，“我最讨厌电视剧里那些狼吞虎咽的镜头了，太假了！真正饿久的人根本吃不下东西。我常常一饿就是好几天，饿到极点，连胃中的酸水都能吐个一干二净。”

　　黄怒波坦承他的诗不是一流的。可是他爱诗，他说他冻得用破衣袖抹鼻涕时，最大的享受就是能在图书室看到他想看的书，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在《宁夏日报》上发表短诗。 　　

　　在一次次因为是“黑五类子女”而被暴打，在一次次更为暴烈的反击中，黄怒波长成了一个1米90的西北小伙。16岁的他站在黄河岸边，望着咆哮奔流，将原名“黄玉平”3个字扔进了滚滚波涛中。 　　

　　从那天起，他开始叫“黄怒波”。 　　

　　中学毕业后，黄怒波被安插到宁夏农村，成了一名知青。因为能写能算，他成为村里的“黄会计”，“你不相信吧，我当时可红了，满街大喇叭放的都是我的演讲稿，好多女孩子都追在我屁股后面跑。”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黄怒波作为首个宁夏学生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 　　

　　“我不想在机关呆下去了，呆下去，做到部级是没问题的” 　　

　　1981年，黄怒波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中直机关工作。仕途顺了，情关不顺，妻子离开了他和儿子。 　　

　　在机关工作10年后，他离开了。“我已经是处长了，再呆下去，做到部级是没问题的，可我知道那算到头了。” 　　

　　在2005年底的博客上，黄怒波写过一篇《我所经历的凶险的公司政治》。 　　

　　从中央部委出来，又进了某国家部门，被指派往某出版社任主持工作的副社长。那社基本上靠卖书号为生。社里的人，谁都有捞钱的道，谁也不怕谁。几年中，一连有6个社长被赶出了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