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第一个受邀在国际上讲企业社会责任的企业家，蒙牛集团董事长牛根生在哈佛大学演讲之后，有着太多的全新感悟……

　　2008年3月9日，我受邀在哈佛大学就企业社会责任发表演讲。

　　据说，我是“中国第一个受邀在国际上讲企业社会责任的企业家”。为什么是第一个呢？我的分析是，中国现代意义上的企业历史太短。反之，我的这个“第一个”，标志着中国企业至少在这一个领域的国际舞台上话语权的强势崛起。

　　与自己较劲而非与人斗争

　　哈佛大学的传奇，从源头上讲可以说是哈佛先生所捐财富催生出的灿烂奇葩。哈佛大学的毕业生中，有6位曾当选过美国总统，约翰·亚当斯、约翰·昆西·亚当斯、拉瑟福德·海斯、西奥多·罗斯福、富兰克林·罗斯福和约翰·肯尼迪，哈佛大学的教授团中，共产生了34名诺贝尔奖得主。

　　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经济与文化就是这样循环渐进的。

　　不管是被迫，还是主动，当我们“与别人较劲”的时候，收获的是零和游戏。当我们“与自己较劲”的时候，你赢我赢，没有输家。

　　20世纪的中国，我把前半叶看作负数，后半叶看作正数。战争，人死物伤是减法；和平，国泰民安是加法。

　　最近60年，我把前30年看作虚数，后30年看作实数。前30年有斗争，“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外斗修帝主义，内斗地富反坏，直斗得天昏地暗、是非难辨，生产力的创造自然也就退居“二线”了。后30年虽有竞争却没斗争，人的主观能动性得到空前解放，我们成为全世界最为耀眼的一个“增长极”！

　　下一个30年，竞争与合作的关系怎么处理？“和谐”就是硬道理。

　　先富的累赘与后富的便利

　　在哈佛大学接受提问的时候，我得出一个结论：先富有先富的累赘，后富有后富的便利。西方人过去购买过的东西，像房子和贵重物品，现在就不需要购买了。而我们中国人过去没买过这些东西，所以现在购买力就旺盛。

　　西方人富了，富有富的副作用，食利阶层逐步扩大，许多人是在“用钱挣钱”，那种为工作“殚精竭虑，废寝忘食”的“原始图景”在他们的生活中渐行渐远。但我们没有钱，我们还得艰苦创业，我们还得把自己的脑力和体力挖掘到最大化，“别人睡觉的时候，我们得走着”，这正是我们可以后来居上的理由。

　　众所周知，新建企业的设备一般总是比先建企业的设备要前卫一些，而先建企业又不可能一夜之间把所有的旧设备统统扔进垃圾场。后发国家与先发国家之间也往往面临着同样的际遇，这也是后来居上的理由。

　　我们中国创业者最大的幸福，就是坐拥全世界最大的市场。而且，你对这个市场的脉搏最有可能把握得最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