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另外一方面，李健熙建立匿名账户筹集资金，以向政府官员行贿。三星特检组曾向媒体表示：“三星集团内部构建有‘人际关系’管理体制并进行行贿的这种疑惑是存在的。”受此影响，三星集团决定，解散由副会长李鹤洙主导、一直扮演集团“指挥中心”角色的战略企划室，李鹤洙和战略企划室战略支持组组长金仁宙社长，在处理完剩下的工作后，也将辞去一切职务，退出经营第一线。要知道，这个战略企划室对三星在1997年后的迅速崛起起到了最核心的作用，也让三星的“战略性经营扶持”成为学习重点，这个部门也是三星诸多核心矛盾的交汇点，它的解散无疑带来诸多悬念。

　　第三，公众对三星的矛盾心理。很多韩国人认为有着70年历史、占国民经济比重约15％的三星集团权力过大，而且又常常滥用手中的权力。还有不少韩国人认为三星欠了韩国社会一笔债，因为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是政府帮助了这家企业。但另一方面，他们认为三星实在太庞大太重要，以致于不能冒险将其破坏。

　　事实上，自三星爆发行贿欺诈丑闻以来，该集团旗下15家上市公司的股价受到的影响并不大，比如，三星电子4月份股价甚至升到自去年7月份以来的最高点。因为韩国企业涉及丑闻被视为是稀松平常，而且投资人认为此事件的结果基本上不会改变三星集团的架构或影响其日常营运。

　　李健熙的故事也表明，在亚洲，对于一个创立70年的老企业而言，企业掌门人必须擅长驾驭各种矛盾，比如“政商抱合”，并在这种玩火式的经营中寻找产业机会，这是一种平衡游戏，李健熙是玩这种游戏的王者。当然，他随时可能被这种火所反扑，即便是李健熙这种老江湖。在中国，不少企业家也都是采取这种模式。三星丑闻、李健熙辞职提供了一个窗口，让我们清晰看到三星模式的软肋，做出反思。

　　从公众的角度看，李健熙的辞职无可争议。从企业家的角度看，李健熙的离去肯定带着复杂的忧伤。

　　这让我想起王石写的一篇文章中所说：“创业时间越靠近现在、越年轻的企业，股权结构就越简单清晰，也就越容易走向市场化、公共化，使企业能获得更好的发展环境。但在早一辈的企业家那里，股权结构是企业生存发展必须面临的最大难题——这种艰难是马云、马化腾不可能、也不必经历的。”

　　不管如何，李健熙的时代已经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