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这份工作竞争残酷且无聊，李芦媛却感到兴奋。能让你坐着读报纸的工作，看上去根本不像是一份工作。她对自己生活的改变感到吃惊。她说：“在工厂，我们的社交圈是有限的。除了住在一起的人，我们几乎不与其他任何人交往。”生活被限制在工厂和宿舍这两点一线内，狭窄而又乏味。现在，她的客户有不同的背景和收入水平，而她不再数着自己缝纫的毛线衫数量过日子了。“我喜欢自由和不受约束，”她说。

　　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在相对安全的工厂之外的生活现实才渐渐呈现。李芦媛的新住所与817宿舍隔着高速公路相望，位于红灯区一个阴暗、刺鼻的小巷尽头。她与其它6个房间的住户共用一个肮脏的公共区域。满是油腻的公用厨房和带有自来水表的卫生间让她觉得恶心。纸板墙薄得能让她听见邻居说的每一件事和他们看的每一个电视节目。她的卧室就是一张摇摇晃晃的上下铺。这个房间每个月的租金是39美元，相当于她第一个月的全部工资。

　　李芦媛生活得很拮据。她带着在工厂积攒的132美元积蓄和158美元的拖欠工资开始了新的工作。五月中旬，她给父母汇去66美元，因为他们需要用钱。她把开支减到最少，每天吃饭花费79美分：早餐花13美分买一个馒头，午餐为40美分，晚餐为26美分。在这个一杯咖啡就要3.29美元、去一次杂货店至少也要花费这么多的城市里，她的开销真是极度节俭。

　　她白天都在街上走，看着那些楼宇，熟悉那片地区。有空的时候，就草草扒拉几口饭。但李芦媛却感觉从工厂僵化、繁重的日程中解脱了出来。每天结束的时候，她觉得没有那么疲惫了。也是第一次，她有了一张名片。她把它放在公司里自己的电脑顶部。

　　李芦媛过去的生活已残留无几。在日神公司重新开工后，姑娘们都从817室搬到了一个更旧的宿舍里，距离李芦媛的住所需要走半小时。李芦媛比她以前工厂的同事们下班要早。她们见面次数越来越少。袁梦离开了日神，去了城外的另一家工厂。她很少进城里来了。

　　李芦媛不习惯晚上闲着，也不知道怎么打法这些时间。下班后，她回家做一顿简单的晚餐，然后在当地一家破旧的百货商店书架边消磨时间，翻看那些她买不起的书。她读的是一些关于农村脱贫以及儿童心理学方面的书籍。

　　6月份，马路对面一家房地产中介机构的人打电话到李芦媛的手机，问她是否愿意过去跟他聊一下。她去了。那个人告诉她，他看过她怎么接待客户，喜欢她快速处理交易的方式，并且给了她一份工作，起薪每个月132美元。她惊喜地接受了这份工作。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