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脱责的格老

　　记者：对于低利率，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涉及到美国人借债消费的发展模式。现在一些人认为美联储当时的降息为经济注入了过多流动性，但格老认为美国的流动性过剩是世界其他国家过剩储蓄挤出的结果。长期利率走低是大量外部资金流入所致，例如中国和日本等国用自己巨额的外汇储备购买了大量的美元资产，而非是美联储降息的结果，那么您对此怎么看？

　　王江：中国和日本等国在对美贸易顺差、美元外汇储备增加的同时，大量投资美国的金融资产，使得大量外部资金流入美国，造成美国的借贷成本降低，借贷消费蔓延，这个是实际情况，但不是唯一因素。假如外部资金已经足够降低实际利率了，那美联储为什么还要降息呢？而且如果这次危机是由国外资金进入造成的，那最后亏钱的应该是国外投资者，但现在情况不简单至如此。外国资金的流入是一个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因素。通过短期降息来刺激经济是在其他国家提供贷款的基础之上进一步的放松借贷，刺激经济。这两个因素都是有的，不能只强调一个。

　　记者：您之前谈到，一项经济政策的效果往往有一定的滞后性，而且这项政策和经济发展结果之间的关系可能也是比较复杂的。在过去，有人曾说过保罗?沃尔克(保罗?沃尔克于1979年至1987年间担任美联储主席，其在任期间采取了严厉的紧缩政策以对抗通胀，最终将通胀率重新控制在低位，但美国经济也付出了衰退的代价——编者注)消灭通胀给格老奠定了一个好基础。另外，中国的廉价商品也降低了美国的通胀。也就是说，是否存在一种可能性，即格老的功绩也许不是其高超调控艺术的结果，而是运气很好的原因？

　　王江：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很多，不能简单的归结于某一个因素。不过把美国经济在格林斯潘任内的发展都归功于格林斯潘一人，这明显是过头了。冷战结束后，中国和前苏东国家开始加入全球生产体系，从而带来了“和平红利”和“全球化红利”。这些才是美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而不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

　　格老之所以获得了很多的赞誉，是因为在他任内美国经济基本上相对平稳的渡过了几次危机，比如1987年股市崩盘对经济没有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现在争论的焦点可能是后期的低利率政策是否有过度的嫌疑，这个问题可以争论，但现在还不是下结论的时候。如果从弗里德曼的观点出发，货币政策不可能起正面作用，只可能起负面作用，那么格林斯潘的功绩还是比较明显的，至少货币政策在其任内没有引起太大的负面作用。

　　记者：格老最近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声称“以前我因为莫须有的事情受到称颂，现在又因为莫须有的事情而被责难”，似乎觉得自己很委屈。例如，格老称自己对低利率是很不情愿的，但为了防止经济通缩，只好冒险降息。在美国经济终结通缩威胁之后，美联储马上开始加息，速度甚至超过了民间的预计，大家又指责他刺破了泡沫。过去大多数人认为格老成功的熨平了宏观经济发展的周期，现在有些人却认为美联储过于频繁的降息和加息，实际上对经济有较大的负面作用。您对此持什么观点？

　　王江：这些争论的背后实际上反映了宏观经济理论中的一个大问题，即货币政策到底能起多大作用。格老任内，美联储实行的是一个相对比较主动的货币政策，对市场变化有比较积极的应对。实际上伯南克上任之后，他本人希望对格林斯潘比较主动的货币政策做出一个修正，以货币供应量为目标，采取比较透明、比较被动的货币政策。但是现实没有允许他这样做。

　　其实采取主动或被动的货币政策，源于对一个关键问题的不同判断，即美联储是不是觉得自己的判断比市场的更高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货币政策就会有比较大的空间，可以通过它来影响市场，使市场发展得更好。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就需要采取比较谨慎的措施了。

　　格林斯潘在政策的运用上比较相信自己的判断。虽然他不是完全忽略市场，但在相当多的状况下，他是根据自己的判断而采取相应措施的。在这点上，我觉得他说的“两个莫须有”是对的。不过他若早点说，会更让人信服。但在他基于个人判断采取相应政策这点上，他的责任不是“莫须有”的。这些政策如果成功，那么应该归功于他；如果失败，那么也应该归咎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