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个角度来讲，在整个市场监管不足的情况下，简单的将问题归咎于任何一个部门，我觉得这并不是很全面。只能说监管系统实际上是落后于市场发展的。

　　我觉得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出现这样的情况以后，不能反应过激过度。像当年安然等几家公司曝出丑闻之后，国会马上就在公司治理方面通过了一些法律，这实际上有操之过急的风险。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制定的一些法律条例，可能就不是那么稳妥。问题暴露出来，这是一件好事，尽管代价比较大。接下来肯定要有补救的措施，但这是否意味着应该立即将这些领域都管起来，我想还是谨慎一点好。

　　记者：其实看看经济史也会发现，世界各国对金融的监管也是时松时紧。现在是一个全球化大行其道的年代，但过去全球化也曾经发生过逆转。那么这次的危机是不是也意味着近几十年来，以自由放任为特征的经济思潮的阶段性终结呢？

　　王江：不能否认有人怀有极度市场自由主义的思想，但我相信多数政策制定者可能不会那么想。发挥市场的作用也只是说在一定的层次上让市场起作用，但同时宏观的监管和政策还是需要的，只不过到底需要什么具体的政策，需要实行到什么程度，这个是有争论的。

　　其实即使格林斯潘个人倾向于进行监管，这也是很难执行的。因为从当时大家认可的程度来看，很多职能是不在央行权限范围内的。

　　但这里暴露了一个问题，就是当时美国的监管者为何没有对明显滞后的监管体制提出改革的方案，就像英国的体制那样？我觉得这个问题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是比较难的，因为操作上牵涉到部门利益的协调，没有特别大的动力是很难推进的。所以我觉得监管机构采取防患于未然的做法是很少的，更多的可能还是亡羊补牢。

　　记者：您谈到了美国的监管架构问题，其他领域我不清楚，但次级抵押贷款应该属于美联储的监管范围。目前有报道表明，在格老任期结束之前，美联储内部就有人提出要注意这些贷款，而格老的辩解是当时相关数据并不全面。另一方面，过去格老曾称赞过次级按揭贷款这种创新，觉得这让很多不可能买房的人拥有了住房。不过现在的情况表明，很多人无法继续还贷，最终还是失去了房子。从这方面说，格老似乎还是负有责任的。您对此怎么看？

　　王江：我个人觉得这个判断可能要过一段时间才能下。第一，自从去年危机爆发之后，现在强调比较多的是金融创新的负面影响，但是正面评价我们很少听到。随着资产证券化市场的发展，借贷成本降低，原来借不到钱的人可以借到了，而且很多借贷现在并没有出现无法还贷的问题。那么从金融创新中获得益处的人与现在那些无法还贷的人，对于金融创新的评判显然是不同的，其间的利益差别应该如何权衡？我们现在并没有足够的数据来做这个判断。如果获得好处的人居多，那么又该如何从整体上去评价金融创新？这时情况就会比较复杂。

　　第二，即使单看目前这些无法还贷的人，其涉及到的问题我觉得也不是那么简单。因为借贷人自己也有一定的责任。贷款人信息沟通不全面，肯定存在这种情况。但这种情况到底范围有多大？现在还没有特别详细具体的数据来说明。所以现在如果以偏概全的拿一些例子来说明其中存在的问题，我觉得不是很慎重的做法。从政策制定的角度来讲，也不能简单的以这些例子来作为决策的依据。

　　另外，你提到次级按揭贷款的监管应该在美联储的职权范围内，但为何后来又出现了这么大的问题。实际上，商业银行贷款的具体过程和规范是在美联储的监管范围内，但按揭贷款并不只是商业银行在做，很多投行也在做类似的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