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二号”出现的偶然性及其挑战

　　“女二号”们一般都是从业务部门崛起的。像孙亚芳就是销售出身，先做长沙办事处主任，然后主管华为最有名的人力资源管理。董明珠加入格力两年，就使安徽销售额突破1600万元，一个人占了整个公司的1/8，之后两年又把江苏市场做到上亿元，从而调回总部。

　　除了纯粹的工作关系及夫妻搭档，“女二号”也有另外的例子，如兄妹组合。据说在国美，采销中心副总经理黄秀虹（黄光裕的妹妹）以及副总裁兼人力资源中心总监魏秋立，所扮演的角色比黄光裕的妻子杜鹃更重要。

　　“男一号女二号”也并不就是固定的，更多时候是男性在前面女性在后面，也有女性冲在前面男性隐在后面的，比如董明珠之于朱江洪，在某种程度上，董反倒扮演了“男一号”的角色，有时显得更刚烈、冲在前面。在董明珠的自传里，她把朱江洪形容为自己的“兄长”。采访的时候，她甚至说：“有时候他可能比我还更像女性一些。”有些时候，谁是一号谁是二号，与性格的关联度可能比性别的关联度更大些。

　　因此，“女二号”既是一种必然也是一种偶然，“只可遇不可求。缘分！命中注定你有这么一个事业伙伴，很难弄一套标准满世界去找，模式不可复制。很多老板说我也去寻找一个‘阴阳配’，上天没有给你安排这么一个人来，找不着的。”彭剑锋说。

　　彭承认，“女二号”反证了“男一号”的某些缺陷，但“管理没有对错之分，市场没有优劣之分，在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只能由这一代具有这种特质的企业家才能完成这一代的历史使命，才能成功”，而这种原始的企业家精神恰恰需要女性的理性柔性，来弥补他们创新、敢于承担风险背后的缺陷。

　　但“女二号”本身也面临很大的挑战，彭剑锋说，一个是企业可持续发展领导力的挑战。这种阴阳结构有好处也有弊端——谁来替代她？这也是华为一直解决不了接班人问题的潜在原因。第二就是全球领导力的挑战，“阴阳配”的知识、能力结构有其局限。

　　很多因素在阻碍女性的职场发展，比如观念、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她们被评估的不仅是工作业绩，还包括着装、形象，野心勃勃意味着缺乏女性魅力……但“完美女人”是不存在的，那也是男性在价值体系上对女性的要求。“女性和男性天生在生理上就有不同，结婚、生子、家庭，很多优秀的女性在这个过程中流失掉了。”刘伟说。那些没有流失、坚持走下来的，则“必须要改变自己的性别差异”（董明珠语）。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有一段话：“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在生理、心理或经济上，没有任何命运能决定女性在社会上的表现形象。决定这种介于男性与阉人之间的、所谓具有女性气质的人的，是整个文明。”

　　“女二号”不是天生的，是被造就的。这既是个人成长的故事，也是公司成长、商业成长的故事。歌德在《浮士德》中说：“永恒之女性，引领我们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