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念以及女性本身的特点，“女二号”一般很低调，埋头做事，不像男性企业家那么张扬。彭剑锋说，她们其实在企业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人事、行政加上财权，基本上都控制在女性手里。他认为“女二号”有几个重要的特点，一是忠诚感强，第二角色定位很清晰，第三执行能力很强，做事很细致，弥补了男企业家很多的缺陷。“女性想当领袖的欲望不像男性那么强烈，一旦她认同了一个男性的价值理念，会心甘情愿做二把手，懂得妥协。但很多中国企业凡是‘男男配’的到一定程度上都会分裂，可能一个男人从骨子里很难完全认同另外一个男人，一有机会，他就绷不住自己的野心……”

　　所以，“阴阳配”发挥了男女各自的优势，形成了一种合力。彭剑锋说：“从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看，领导力首先是形成互补性的人才结构，一把手二把手之间的二元结构稳定就能带来整个组织的稳定。中国企业很大的问题是领导层二元结构不稳定，一把手二把手之间很难‘决一雌雄’。雌雄一旦决定了，其实这个组织就稳定了。”宗庆后在娃哈哈没设副总，党委书记任总经理办公室主任的杜建英就承担了上传下达的任务。

　　海尔的杨绵绵、华为的孙亚芳婉拒了本刊的采访。但她们作为“女二号”的典范，早已是公开的事实。如果说张瑞敏是海尔的创新者，杨绵绵就是“布道者”。海尔独立董事、管理专家潘承烈说：“没有杨绵绵的工作，张瑞敏的管理思想不可能如此顺利地执行，她擅长将首席执行官制定的政策落实下去。”

　　而在华为，副总裁们走马灯似的换，惟独任正非与孙亚芳的合作十几年没有变。《走出华为》一书将之形容为“华为的左非右芳时代”。甚至有人夸张地说，华为任何人都可以走，但只要“左非右芳”这个最核心的管理结构存在，华为就有未来。

　　据一位了解华为、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说，孙亚芳之于任正非有四大作用：第一，能正确理解老板的思想，形成统一的意志力；第二，她是一个组织的修正系统，会在操作层面艺术化地处理老板过于偏激的思想；第三，即使老板看出来了，也会信任她，放心放权。但老板往往对男性不能宽容；第四，每到危机关头，她就是救火队员，具有献身精神，死心塌地帮老板堵枪眼——华为历史上出现的几次重大突发事件都是孙亚芳处理的。“任正非为什么把董事长都让给了孙亚芳？他还是领袖，但法人要处理各种事情。”这位专家说。

　　巨人网络总裁刘伟说：“我认识的很多大公司老板特别愿意找一个女性的合作者，她们考虑问题周到，还能够管理团队——因为男人在管理时一般很少参与情感成分，沟通方式像个一般群众。另外，女性也是团队中的稳定因素。要是两个男的，就会互不服气，对公司伤害很大。这种例子可不少。”

　　“女二号”往往是一把手忠实的追随者、崇拜者。彭剑锋说，中国第一代创业型企业家都是个人魅力很强，都有领袖的霸气和个人英雄主义，比较容易获得女性的崇拜。他们彼此了解、默契，但关系很纯粹，“甚至有时候比跟自己太太在一起的时间还长，事业伙伴的特点是两人手拉手一个晚上也不会发生什么事儿，但是心心相印。”

　　冯仑在《野蛮生长》中写了一章“女人”，说女性这些年在民营企业先后起到过支配、控制、从属与补充以及合伙合作的作用，有少数聪慧且能干的女性成长为股东、合伙人、CEO，但当一把手的少，这和性格、心理素质、知识结构等因素有关，“商业还是男人的舞台”。

　　李银河认为，只要现在还是男权社会，“女二号”现象就比较普遍，这不光在企业，政界里女人也都是担任副职的多。世界上“性别赋权指数（GEM）”最低的是北欧国家，挪威、冰岛规定议会候选人男女各占一半，其女议员比例均超过三分之一，芬兰曾一度出现女总统和女总理。“这种情况下女一号、男二号的情况就会出现”。

　　彭剑锋说：“‘女二号’们擅长财务、人力资源、内部管理，还有营销、市场推广、公共关系，但是在战略层面、文化层面和技术创新层面上，女性领军人物很少出现。”

　　即便像董明珠这样强势的“女二号”也表示，对于自己创业“不但从来没有想过，也没有信心”。

　　“武则天毕竟是少数。”刘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