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交往的人中,秦鹏可以算是最坚持不懈的经理人。在几经碰壁后,他依然会每隔一两个月来找我,要我带他到发展总监或财务总监处听他游说,在我和达能的十多年交往中,秦鹏始终扮演着这种角色,我不得不佩服他的“韧性”。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在保持经营权或不丢掉达能品牌的前提下,为达能的合资企业找一条活路,可惜他遇到了我,因为我们的态度也很坚决:“投资是为了赚钱,今天你不能赚钱,要么我们退股,要么经营交由我们管理。”我们的谈判往往不欢而散。有一次谈判结束时,秦鹏实在受不了,他很失态地抱怨说:“我算什么东西,要承受这么多,要这么求着、哄着你们啊。”这是句实话,在中国,他这个大总裁到哪儿都是朝南坐的投资者,但在光明却再也不能为所欲为了,他当然委屈、不舒服、心态不平衡了。
与达能的合资公司也成了我们公司的亏损大户,因此每次农工商集团开会,领导们都会要求我们限时减亏。我们商议后,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从达能退股,于是我们转守为攻,再和秦鹏谈判时我们提议退股。秦鹏当然会和我们讨价还价,我说不行的话我们就清算资产。我的底气来自对达能的了解,像达能这样的国际公司很看重名誉。果然,秦鹏最后无奈地同意了我们的方案:将当年两个合资企业的投资额加上银行利息还给我们,由此暂时了断了这段“姻缘”。
跪着求婚的达能“王子”
2000年,光明乳业筹备上市,秦鹏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兴奋,他灵敏的鼻子大概嗅出了其中的机遇,于是我们跟达能短暂“离婚”后又峰回路转,出现了新一轮的合作机遇。
光明乳业根据上市要求,需要改成5个股东以上的股份公司,也即所谓的企业改制。我在努力与农工商和上海实业两位大股东沟通后,大股东同意各出让10%的股份,由我来寻找4家各持股5%的新股东。我找到了东方希望、上海大众交通上海国资公司,正准备找上海工业投资公司时秦鹏找到了我,积极要求成为光明的小股东。我想到这么多年和达能的纠缠,好不容易才了断,再黏上手肯定麻烦,他们的野心和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做法肯定后患无穷,因此我委婉而坚定地拒绝了秦鹏的要求。
秦鹏真是一条“黏虫”,在我面前吃了闭门羹后便开始搞后台进攻,硬是紧盯这个机会不放手。他知道上海实业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力,就开始集中力量做上海实业的工作。秦鹏约见了卓福民(原上实CEO)进行游说,同时他知道香港百富勤的总裁梁伯韬和上实控股的领导关系密切,就通过梁伯韬来进行侧面游说。梁伯韬约见了卓福民,说了一大堆达能的好话,力举达能进入光明的好处,直说到上实领导心动为止。
秦鹏的功课可真做足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又通过上海市政府的关系说服农工商的领导,终于在2000年7月,在一次上实控股旗下的总经理会议上,卓福民组织大家讨论此事,上海家化的葛文耀董事长等一批企业家听了以后都说:“佳芬啊,达能这个国际白马王子都已经跪着在向你‘求婚’了,你也不要架子太大了!”卓福民也表态了,他说达能如此迁就光明,说明光明是优秀的公司,有达能投资参股,也能提升光明乳业的对外形象。在众口称好的舆论下,我不得不重新考虑和达能的合作问题。
从香港回来后,达能又请了一家咨询公司当说客,在约见光明大股东时,他们反复强调达能在中国的酸奶业务不成功,愿意把中国酸奶业务全部交给光明,并表达了愿意提供达能的品牌和技术给光明使用的愿望,表示达能只想做光明的小股东,作为董事提供管理经验。
在如此多的诱惑之下,似乎我不必再苦苦坚持。我又开始了和秦鹏的谈判。我想既然是达能一定要进来,那就可以提高门槛,我开给秦鹏4个条件:1.达能在中国的酸奶业务(包括上海的两个合资企业和广州的达能合资企业)应全部并入光明,并承诺达能以后不在中国发展此项业务。2.因为达能在上海的两个合资企业长期处于严重亏损状况,我们以净资产1块钱买进,广州达能是盈利很好的企业,我们也以净资产收购。3.达能在未来10年内无偿提供达能的品牌供光明经营和使用,达能将提供酸奶的技术供合资企业使用。4.达能参股的价格必须高于其他投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