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和母亲在一所历史悠久的名牌大学中相遇。我和两个妹妹上的也是同一所大学。由于我同父异母的弟弟现在也追随了我们的足迹，我开始认为，整个事情可能不仅仅是巧合。

　　如果我们承认，不太可能用“偶然”来解释哈福德家族教育经历的一致性，那么这就是一个经济学家称之为“两代人之间教育成就的传递”的例子。两代人之间收入的传递是一个密切相关的话题：父母富有，他们的孩子长大了就会富有吗？贫穷父母的孩子长大了也会贫穷吗？

　　简单的答案是，这取决于他们生活在哪个国家。在美国和英国，如果你父母的富裕程度是他们那一代人平均水平的两倍，那么你的富裕程度就可能比你这一代人的平均水平高40%，而你子女的富裕程度就可能比他们那一代人的平均水平高16%左右。

　　敏感的读者会想知道，这是否意味着两代人收入之间存在着高度的流动性。我不知道答案：很难说我们应该期望或者希望看到这种流动性。我们知道的是——这要感谢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教授、该领域重要人物加里?索伦(Gary Solon)的努力——收入在世代之间的传递程度要比我们过去认为的要高。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估计显示，世代之间的收入连续性要低得多，这是受到了数据质量不佳的影响。

　　我们还知道，在美国、英国和法国，父母富有、子女也富有的可能性要比加拿大、瑞典或丹麦高。在丹麦，如果你的富裕程度是平均水平的两倍，那么你孩子的富裕程度往往仅会比平均水平高15%。这些比较来自渥太华大学(Ottawa University)迈尔斯?克拉克(Miles Corak)进行的一项调查。

　　索伦认为， 这些发现“仅仅是一场讨论的开始，而非结束。”他说的很对。政策是否应当对我和我的父母上同一所大学这一事实做出回应？这可能取决于我之所以能入学，是否因为我父亲请导师帮了忙。如果我仅仅是因为出生在一个热爱读书的家庭而获益，或者甚至是继承了一些好学的基因，情况又如何呢？很难想象即便是最集权主义的国家能在这方面采取什么措施。

　　尽管我们认为两代人之间的收入流动性是一种精英体制的标志，但如果我们的确生活在一个真正的精英体制中，很难知道我们应当希望看到多大程度的流动性。当人们称赞一个精英体制时，他们脑海中存在着某种“优点”，而那种“优点”往往在家族中流传。

　　这从基因和文化角度而言都是正确的。索伦与他人合著的一份有趣的新研究报告，探讨了一组关于瑞典领养儿童的数据。研究人员拥有关于四位“父母”——两位生身父母和两位领养父母——的数据，并用它来研究父母教育程度与子女教育程度之间的关联。结果表明，所有四位父母都会对孩子的教育程度产生影响。（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拥有相同的基因比拥有同一个家具有更大的影响，但差别不大。）

　　正如索伦指出的那样，如果这仅仅是一场讨论的开始，那么这场对话将向何处发展呢？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我们应当寻求进行有效的干预，以改善学前儿童的健康、营养和教育，以此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目前尚不清楚我们能否找到这些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