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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仑最早在前中国“首富”牟其中的南德公司工作。他相当坦率地讲了一些牟其中的故事，那些故事更符合我们对商人的印象。比如牟其中倒飞机，他借助想象力、胆量、人际关系，将俄罗斯飞机、国内航空公司、国有银行、中国轻工业产品、政府批文左右腾挪，不费资金，就做成了一笔大生意。可是这样做的代价是，由于程序复杂，交易时间长，涉及到的各方太多，还引起了不少官司，所以这笔生意没有赚到多少钱。

　　倒完飞机之后，牟其中还想倒卫星，倒航母，越做越大，可是都在政治风险前面止步了。牟其中还有许多有想象力的商业构思，比如把喜马拉雅山炸出一个口子，让印度洋的暖风吹过来，使山这边也变成江南。冯仑感叹，牟其中是那一代中国商人里面最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可惜生不逢时。而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则是，南德过于依赖时代的特殊性，没有长远规划，不是投资公司，也不是贸易公司，也不是生产企业，这些天马行空的运作，本来就只是投机，撞大运，而有一天，时代会改变的。

　　冯仑在南德受到的最大震撼是：人居然可以这样没有道德感，银行来要帐的时候，牟其中把管资金的人放跑，然后检举说他卷走了公司的钱，或者有作风问题，就这样就把银行的钱赖掉了。

　　冯仑和几个朋友想要集体兵谏“老牟”，让他只做董事长，他们来管理公司事务，把南德做成中国最好的企业。可是想到老牟五十多岁了在香山吃饭时还会为了争一个凳子一拳把人家的嘴打得缝了5针，在街头看见别人打架就兴奋地喊“打啊！打啊！”这种流氓无产者的习气和土匪的劲头儿，他们认为“兵谏”只能更糟，于是只能选择自己走路，从头折腾。于是冯仑和他的朋友们创立了万通。

　　时隔十多年，冯仑最终发现的是时间的力量，他说：“伟大是用时间熬出来的。”他谈及牟其中、年广久这些昔日的风云人物，在时代的演进中被逐渐淘汰、遗忘，而像王石这样坚持、自律的人物，则直到今天仍然不断壮大。

　　要拉开一段时间才能看得清楚，冯仑说，在公司里，一旦发生纠纷，60多岁的人贴大字报，40、50岁的人打官司，也找黑社会，30多岁的人看合同。简而言之，时代需要规则了。

　　冯仑在不同的场合，不断提到“伟大”这个词，他在书里用大量篇幅去讲商业伦理。尽管他不惜用“色戒”“阴部”等在我看来并非必须的比喻来说明道理，但难以掩盖他对某些严肃命题的兴趣。

　　一位朋友怀疑地说，虽然他说得那么好听，但是这些商人，哪个没有“原罪”？我说，第一，无可否认，的确是制度逼迫商人有“原罪”，第二，现在的问题也许是，在“原罪”之后，谁活了下来？他凭借什么活了下来？我们是否有可能就此建立正常的商业伦理，从而使得商业组织真正兴盛，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