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公司和公司领导者的履历变得日益国际化，我开始思考这对人的影响。足迹遍及全球的公司主管在多大程度上摆脱他们最初的国家身份，他们公司的总部又在何时成为他们真正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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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自称“世界游民”
鲁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曾自称为“数字移民”。他还表示，互联网的整体实力只能在较年轻一代的“数字土著”成年后才能得到明显体现。因为这也同样适用于首席执行官阶层的全球化，我与几位跨国公司老板和投资银行家的子女们进行了交谈。
他们都属于国际人群，年龄从15岁到29岁，所有人都在其护照所属国家以外的国家长大。因为其中许多人的父母都很知名，因此我同意不公开其中多数人的名字。
他们都意识到，他们属于一个独特的、（可能）新的人类部落。29岁的诺林?乔杜里?芬克（Naureen Chowdhury Fink）在英国和美国接受教育，是一对现住在纽约的孟加拉外交官的女儿。她表示，她和朋友们杜撰了一个词“世界游民”（cosmopolitan nomads），来称呼自己。
流动的国籍？
和我交谈的这些世界游民的明显特征——不同年龄、性别和国籍的共同特点——是对不同观点的开放程度。“我更有可能理解其他人的看法，”一位首席执行官29岁的的女儿说道，她在南非、澳大利亚、菲律宾、德国和美国长大。
这些年轻的游民（特别是美国人）认为，把世界看成一个复杂、多极的地方，这让他们与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有着明显的区别。“在美国，人们非常容易就会考虑好人和坏人，”一位美国投资银行家18岁的女儿说道，“我认为，我有义务让人们脱离美国思考问题。”她在美国、日本和伦敦长大，首席执行官：ceo.icxo.com如今是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一年级学生。
当谈到国家身份时，非美国人对于他们所属的国家不那么确定。乔杜里?芬克将自己的国家身份称为“流动的”，不必“受到政治边界的限制”。另一位年轻女士认为，她居住在“一种类似无主之地的地方”，但她表示，“这未必是一件坏事。”
这些年轻人怀有一种强烈的全球公民的意识。那位首席执行官29岁的女儿表示：“很多人只担心自己的家园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我认为，我关心的是整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
目前关于全球化激烈的学术讨论中浮现的一个主题是，全球化将增强为数不多的全球“超级城市”（supercity）的重要性。正如一位学者所言：世界可能是平的，但也会有一些凸起。
这些世界游民支持这种看法：在解释“家”的时候，所有人说出的都是一个城市，而非国家。没有人是他们超级城市——伦敦、香港和纽约都被提到——所处国家的公民。
每当我与经营总部位于美国的跨国企业的高管交谈时，我都会问，他们是否注意到在美国以外，反美情绪不断高涨。多数情况下，我得到的答案都是“不”：人们仍热爱美国的思想，他们喜欢美国公司的产品。
孩子们的答案则有所不同。对于国际美国人而言，全球对于他们祖国的敌意是他们海外经历中很明显的一部分。住在香港、一位投资银行家15岁的儿子说：“我们更能听到对美国的批评。”他生在东京，住在伦敦和纽约。与其他和我交谈的美国人一样，外界对美国的批评让这个年轻小伙子“更有爱国心”。
社区意识与全球责任感
任何一位把孩子带到一个新的国度的父母，对于让小孩子离开父母、熟悉的风俗和心爱的家都心怀内疚。有过这种行为的我们，可以从我在世界游民那里了解到的两点中得到安慰。
首先是科技变革——这是这群国际儿童存在的原因之一——，这让他们即便辗转世界各国也会保留一种社区意识。普林斯顿大学的那位一年级学生告诉我，在Facebook，那些身处异国的人可以相聚在一起：“我能够与在日本的小学同学重新建立联系……这真的很重要。”
其中最令人宽慰的是，这些世界游民希望长大后重复儿童时代那种在世界游走的经历。所有人都说，他和她的成长经历让他们不可能想象呆在一个地方的情景。那些年龄够大、考虑要自己孩子的年轻人甚至对此的要求更为强烈。与我交谈的29岁的年轻人中，有一位是8个月的孕妇；她告诉我，她对她尚未出生的孩子的最大的希望之一是，他或她也能在一种有全球归属感——和全球责任感的环境中长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