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必过于紧张”

　　：你怎么看待此次波及全球的次贷危机？

　　杨凯生：次贷危机应该说还没有完全过去。尤其是最近这个阶段，市场上弥漫着一种紧张或者说是恐慌的情绪，这加剧了次贷本身造成的影响。对中国来说，第一，影响是有的；第二，中国所受到的影响比美国、欧洲一些国家要小得多。

　　：为什么？

　　杨凯生：比如说人们担心次贷危机会不会影响中国的出口？那么我们就要进一步分析了，现在受次贷影响最大的国家和地区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占中国整个对外贸易的比重是多大？这样一分析就可以看出：对中国整个经济发展会有影响，但是影响不会大到难以承受的程度。所以我觉得现在要看到对国际金融市场带来的一些不确定的因素，这些不确定的因素有可能对中国的经济带来一些影响，但是我认为不必过于紧张，现在真正引起人们关注的是：中国的金融体制在下一步不断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应该注意吸取哪些教训、关注哪些问题。

　　：你认为最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杨凯生：比如大家都知道次级债的问题是金融衍生品所带来的，因此可能会出现两种看法，一种看法就是金融衍生品要禁行，觉得不是什么好东西，美国那么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金融机构那么有经验，风险控制水平那么高，居然还受到那么大的拖累。我们的管理水平还不到，这个东西不要搞了。另一种看法就是，目前中国的资产支持证券中没有通过多层级衍生产生的品种，没有CDO那种产品，因此次贷危机和中国目前的金融产品的创新和金融市场进一步发展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我对这两种看法都不完全赞同。

　　第一，绝不能因为出现了次贷的问题，就放缓中国金融市场培育发展的步伐。不应该抹杀资产支持证券的创新作用，如果中国的金融市场上只存在着存款、贷款这种简单的产品，而没有任何其它衍生产品是不行的，这不仅没有使得中国金融市场风险减少，反而会使风险更加的集聚，老路子是走不通的。

　　第二，因为我们中国还没有像次贷和CDO这些产品，就认为风险离得很远，跟我们没有关系，我觉得也不对。我们要从中吸取教训，比如说商业银行在任何时候都需要注意自己资产的质量，不能误认为资产是可以证券化的，因而是具有流动性的，可以通过市场转让出去的，实际上你以为把风险转嫁给他人了，但最后你又投资了各种衍生产品，例如CDO，风险转来转去，还可能转到自己的手里。这个我想是中国的商业银行在日后开展资产证券化过程当中必须吸取的一个教训。

　　再一个，资产证券化非常有必要开办，但目前不适宜进行多层级的衍生，通过杠杆效应无节制地放大风险，尤其是在中国的金融市场还不够成熟的时候，各方面的风险防范能力还比较脆弱的时候，不宜一步到位去搞多层级的衍生。

　　杨凯生，中国工商银行行长，博士。1975年起从事工业企业生产工艺和成本预算管理工作，1985年进入银行，历任中国工商银行监察室副主任、规划信息部主任、深圳分行行长，1996年任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1999年9月任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总裁。2004年9月再次兼任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2005年10月至今任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执行董事、行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