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要解决我们当前面临的诸多问题，就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模式。问题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并不是一个新提出来的口号。早在1995年制定“九五”（1996－2000）计划的时候，就提出过实现增长方式根本转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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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年以后，到了2005年制定“十一五”规划的时候，又再次提出要把转变增长方式作为今后五年经济工作的重心内容。“十一五”第一年的执行情况不是太理想，所以到了2007年的“十七大”，再次重申必须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三个转变。为什么早就提出了正确的解决办法，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呢？我曾经仔细地研究过这个问题。并且把研究的结果写成一本专著：《中国增长模式抉择》。我在研究中发现，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主要困难在于实现这种转变存在着若干重大的体制性障碍，它们主要是：（1）各级政府依然保持着土地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2）把GDP的增长作为衡量各级政府官员政绩的主要标准；（3）现行财政体制把各级政府的财政状况和物质生产增长紧密地联系起来；（4）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价格没有市场化，行政定价通常按照计划经济的惯例压低价格，而价格扭曲又使市场力量在优化资源配置上的作用受到很大的压制，同时造成稀缺资源的大量浪费。
　　由此可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出路也在于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消除旧体制遗留下来的遗产，建立起规范的市场制度，充分发挥它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关键的关键是政府自身的改革

　　记者：推进市场化的改革，您认为关键又在何处呢？

　　吴敬琏：我认为，关键在于政府自身的改革。这是因为，前面讲到的改革任务，不论是消除旧体制的遗产，还是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都离不开政府自身的改革。目前各级政府管了许多自己不该管、又管不好的事情，许多应该管的事情又没有管或者没有管好。因此，退出不该管的领域和管好应该管的事情，就成为当务之急。我赞成有些经济学家的意见，对好政府有两个要求：一是有限，二是有效。所谓有限，是说它是提供公共产品的，而不是“全能”的，政府应当给市场提供秩序，提供条件，而不应当去处理微观经济事务，更不应当在市场上有自己的利益。所谓有效，是说它是廉洁奉公，办事有效率，能够低成本地提供公共产品。

　　往深处说，政府改革涉及到我国的政治改革。它的目标，就是在建设宪政民主制度下的服务型的政府。

　　去年10月，香港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写了一篇标题为《“中国现代性方案”求解》的文章。他在文章中提出，中国现代化进程是否能够持续、社会转型是否能够实现，取决于自由、理性等现代核心价值观和具有较大包容性和协调不同利益群体能力的民主政治体制能否建立。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式，则应当借鉴中国经济改革中增量渐进的方式，力求避免大的动荡，实现软着陆。

　　我赞成他的看法。在现代民主制度中，宪政、民主和法治三者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甚至可以说，它们是互相界定的。但是在政治改革的实际进行中，它们又可以是有先有后的，不同时期的重点可以有所不同。我认为在当前，应当在通过思想解放大讨论树立现代核心价值观的同时，以建立法治为中心推进政治改革。通过法治建设在各种权利主体之间正确地配置权力，规范政府的行为，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在此基础上逐步扩大民主，加强大众对政府的控制与监督，才有望稳步地实现好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现代化目标。

　　市场经济是一个利益多元化的共同体，而不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都涉及到这个共同体中各个利益群体的利益，因此，在改革决策的过程中，不应当采取“阶级斗争为纲”，“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的办法，用一个社会群体的利益压制另一个社会群体的利益，而应当让各种合法的利益诉求都得到充分的表述，然后通过谈判和协商找到某种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案。这才是通向各个利益群体互补共赢和社会和谐的坦途。

　　何光远：见证中国机械工业30年

　　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何光远最担心的仍是这个问题：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如何确定自己的准确角色，避免机构变化和政策变化的随意性。

　　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46号，老机械工业部大院，如今是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办公场所。何光远，一位78岁的老人，过去30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里度过，对这30年历史的每一个节点瞬间，都记得清清楚楚。

　　30年中，改革开放的伟力反映在机械制造产业上，制度变迁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1980年到1990年代的体制改革，为制造业的发展清除了制度性障碍，而国家对管理体制的放权，使得企业外部环境逐步宽松。30年中，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在该行业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贯彻。

　　这位曾经带领着中国机械工业迎接改革与开放的机遇与荡涤的共和国部长，对于这30年的风雨路程，有着旁人无法比拟的体会与思考。“30年中，在机械制造行业，改革的初衷和设计没有问题，但在具体改革的操作上却不可避免的出现了一些问题。”当何光远为《商务周刊》梳理这段历史时，从他记忆的脉络里，可以清楚感觉到制度变迁的力量，也能感觉到对改革具体操作上的艰难和局部缺乏科学性的感慨。“有经验，也有深刻的教训。”他说。

　　“何管理”

　　即使在改革开放初期，“企业管理”这个词仍然带有某种资本主义的色彩，不论是对于企业管理者还是企业职工来说，都对刚刚过去的10年心有余悸。

　　而对何光远来说，改革开放前后的命运更是与“管理”分不开。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何光远已经是一汽公司锻造厂的厂长。1951年，何光远被派到前苏联学习金属压力加工专业，也就是现在行业内说的冲压锻造。建国初期，由于锻压专业人才的稀缺，学成回国后，被当时的一汽第一副厂长兼总工程师郭力留在了一汽。

　　在一汽锻造厂，何光远从技术员干起，到技术科副科长、科长、分厂副厂长，1965年被提升为厂长。

　　在锻造厂，何光远有个绰号叫“何管理”。在前苏联学习期间，除了学习专业技术知识，他还非常关注工厂管理方面的经验，比如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生产效率的计件工资制以及保证产品质量的严格工艺流程管理。何光远把这些管理引进了锻造厂，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却成了何光远的“罪证”，不久，何光远就被“造反派”打倒，关到地下室里，天天接受批斗，头上戴着“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帽子。

　　“文化大革命”期间，铸造厂受到的冲击和破坏最大，管理和生产混乱不堪，这也严重影响了整个一汽的汽车生产。回忆起这些，何光远唏嘘不已。

　　1973年，何光远被落实政策，被任命为铸造厂革委会副主任。1975年他又受命整顿被“文化大革命”破坏得七零八落的铸造厂。到年底时，铸造厂恢复了正常生产秩序。1977年离开一汽前，何光远担任一汽革委会副主任兼铸造厂革委会主任，在“何管理”的大力整顿下，铸造厂成为一汽的典型示范单位。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百废待兴。尤其是在作为老工业基地的东北，众多企业已经被折腾得“瘫痪”，非常需要像何光远这样有管理经验的干才去收拾一个个这样的“烂摊子”。1977年，何光远“临危受命”到长春拖拉机厂，拯救这家几乎崩溃的农机企业。

　　何光远清楚地记得，1977年的一个星期四，一个刚刚参加完“工业学大庆”现场会的领导学习团到一汽来参观。参观过程中，陪同的吉林省省委书记王恩茂问时任一机部部长周子健，长春拖拉机厂现在情况很不好，派系斗争非常严重，生产秩序混乱，能不能从部里派个领导过去整顿工作。周子健马上指着何光远说：“叫何光远去。”

　　长春拖拉机厂一直是仅次于洛阳拖拉机厂的全国第二大拖拉机生产企业。何光远回忆，他上任长拖革委会主任时，工人思想混乱，无心工作；油桶倒在地上没人管，油流得满地都是；拖拉机轮胎四处乱扔，长春南湖里满是作为救生圈用的轮胎，都是从工厂里偷出去的。

　　到长拖后，何光远开始抓整顿抓管理。为支持何光远的工作，省委书记王恩茂决定每周六到长拖劳动一天。为尽快恢复生产秩序，原一汽标准件分厂厂长牛振海也被调来与何光远搭档，在一汽时，牛振海因为办事雷厉风行、敢抓敢管，人称“牛魔王”。在两人的一起努力下，通过半年整顿，生产秩序基本稳定下来。一年以后，长拖的生产和管理变得井井有条。“何管理”的绰号也由此被长拖员工叫开了。

　　在改革开放的最初两年，不仅是长拖员工对于企业变革和引入西方管理经验后带来的积极变化感到兴奋，政府也希望把在局部取得的成效变成普遍的经验。何光远在长拖的第二年，就被调任长春市任常务副市长。但何光远还没有理清楚新岗位的工作头绪，就又升任国家农机部副部长，自此走上领导整个行业抓改革、求发展的道路。

　　放松管制与“一刀切”

　　1980年代初期到19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是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对于中国众多的企业来说，也是一个逐步放松管制的过程，期间虽几经反复，但总体趋势是政府逐步放权，企业逐步下放地方，企业自身拥有了更多的生产权、经营权和内部管理权。

　　而机械制造业1984年开始的企业改革，也成为国家整体经济改革中的“试验田”。当时的何光远是机械工业部副部长。

　　1984年8月17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决定对机械工业管理体制进行重大改革。会议认为：现行体制造成的条块分割、自成体系和企业“大而全”、“小而全”的状况，越来越严重影响机械工业的发展，必须尽快进行改革，并为整个工业领导体制的改革提供经验。会议提出：工业领导体制改革的关键，是通过各级政府简政放权和扩大企业自主权，逐步实现政企分开，从根本上解决条块分割问题，打破地区、部门界限。

　　在国务院各部委中，机械工业部也是最早对原有“条条”集中管理的体制进行改革的部委。部属62个企业和省属332个企业中的绝大多数，都于1985年5月下放地方，并允许各部门、各种所有制成分进入产业，打破行业壁垒，实行开放式行业管理。

　　何光远对记者回忆说：“最初的改革在引入市场机制、确立企业为市场主体的改革目标上是没有问题的，从改革的成效上看，也确实刺激了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但在操作上却存在‘一刀切’的问题。

　　何光远认为，机械行业那些排头兵企业几乎一下子全部下放到地方，“当初没有细分改革步骤和目标，没有充分考虑到一部分关系到国家整体经济发展的基础制造企业和大型装备制造企业下放后对长远造成的负面影响”。

　　他举例说，比如一重、二重等大型基础装备企业，下放到地方后，地方政府根本没有管理这样大型企业的经验和能力，而企业自己也难以一下子从传统体制下“蜕变”，遇到问题，仍只能去找政府，但有些问题地方政府根本没能力解决，而由于下放，机械工业部和省里也不再“喂奶”给企业了。

　　很长一段时间里，改革的成效并没有显现出来。中国机械全行业出现了普遍亏损。“现在回头看，当初的改革走得太快了。”何光远说，“政企分开和企业下放的方向是对的，但配套的改革措施并没有跟上，企业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也还是个模糊的概念，‘一刀切’就把所有企业下放，肯定不合适。”

　　而改革的“一刀切”在基础装备工业方面造成的负面影响更严重，以至于一直影响到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的今天，过去30年里，中国需要的重大基础装备和重大装备技术绝大部分依赖进口。如果不是最近几年市场向好，中国装备企业的生存依然会是个大问题。但即使在今天，中国这个产业也没有出现能够与“西门子”、“通用电气”等有一争之力的世界级制造企业。

　　“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企业的传统管理模式和对政府的依赖，可以说，市场经济机制已在机械工业经济运行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但在后面的改革过程中依然带有‘自上而下’式的武断。”让何光远感到痛心的是，接下来的科技体制改革同样“一刀切”色彩浓厚，“对关系到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共性技术研究造成了难以挽回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