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些低调观念正在悄悄地让步。现在，越来越多的高官在退休后到民间公益组织任职，态度鲜明地举起了“扬善”的旗帜。

　　在这种背景下，健康快车的“部长演唱会”就像退休官员走向民间高调行善的集体宣言。

　　苏东坡的“无官一身轻”至今仍是经典，但并非所有的官员都在退休后选择了颐养天年。尤其是干部终身制改革后，副部级60岁、部级65岁就要退出政坛。这个制度造成了大批身体健康、精力充沛的退休高官群体。据估计，中国大约有1540多位退休副省、部级以上高级干部。

　　权力已成身外之物，但人到晚年，多数人报效祖国的心更加纯粹，不含功利色彩。与古代封建士大夫热衷告老还乡不同，如今的高官卸任后，多数仍会在社会公共事务任职工作。他们有的著书立说，有的到人大政协任职的，也有到大学当院长，或到私企作党组织书记。其中，有不少人到部委所属的行业协会、学会、基金会中担任会长、理事长，利用前半生攒下的资源继续发挥余热。

　　例如，上个世纪90年代初，77岁的汪道涵出任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2006年，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个人捐赠稿费发起成立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自己任会长，原外经贸部副部长刘山在，原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为副理事长；民政部原部长崔乃夫离休后发起成立中华慈善总会并当了第一任会长，此后第二、三任会长也保持“部级”标准，分别由曾任民政部副部长的阎明复、范宝俊担任；民政部原副部长徐瑞新担任中国社会工作协会会长。此外，文化部原部长刘忠德现任中国演出家协会主席、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局长曲格平担任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理事长，教育部原副部长张保庆现任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

　　根据本报对20家国字号公募基金会的调查，平均每家基金会拥有3.6个副部级以上退休高官挂职。其中高官最多的，是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他们的理事会有14位副部级以上的退休官员，此外，还有一个由16位副部级以上在任官员组成的“政府顾问”。

　　这个成立5年、只有六七位全职工作人员的“小基金会”，何来如此大的魅力吸引了这么多高官？

　　“基金会里副部级的领导很多，是有其渊源的。”该基金会副秘书长马秀娟解释，“健康快车是香港回归时香港同胞送给内地人民的礼物。一开始，好几个领导就作为发起人参与了很多事情。”

　　健康快车源于香港，在内地活动主要由统战部代管，当时的负责人是时任统战部副部长的刘延东。但是，健康快车专门做白内障手术，一开始就在卫生部管委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2001年殷大奎退休后，时任副部长的朱庆生负责健康快车的运行。九届中国政协副主席经叔平和银监会主席刘明康等对健康快车的前期工作也比较了解。方黄吉雯向他们表达了想在内地成立基金会筹资的想法。方太曾经是香港回归筹委会经济组的召集人，她和内地高官的接触比较多，而且她一直热心慈善，在高层口碑很好。

　　2002年，上述五位发起人给中央领导写信，希望在内地成立一个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那时候，中国的《基金会管理办法》正在修订之中，基本停止批准成立新基金会。但是，健康快车已经运行了五年多，在扶贫治盲方面做的成绩显著，他们提议这么好的一个项目不能完全仅靠香港和外国的支持，内地应该也有能力做这件事情。

　　历尽曲折后，该提议得到了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副总理李岚清的关注和批示。

　　“在这个过程中，方太一直在向很多部委的官员介绍健康快车的情况。同时，其他发起人也在向各个部门的领导介绍这件事情。这样，通过不同途径，政府高层官员就参加进来了，做了健康快车基金会的第一任理事。”马秀娟说，新条例实施后，在职领导不能在社会组织里兼职，所以他们现在均以“政府顾问”的身份继续支持健康快车。一些领导退休后仍然很关心基金会，也加入到理事会里来，担任理事长、副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