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0日，“二进宫”的前“上海首富”，农凯集团董事长周正毅在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接受宣判。这次，他没有4年前那么走运，被以虚开增值税发票罪等五项罪名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16年。而2004年，他仅被判刑3年。
当天上午9∶30宣判。周被控五项罪名全部成立，其中因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判10年，个人行贿判3年，挪用资金判6年；而单位行贿、对企业人员行贿两项，免于对其个人处罚；数罪并罚共执行有期徒刑16年。其中335万元罚金是针对单位行贿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两项。
周正毅本人尚未表态是否上诉，但他的辩护律师在庭审中坚持认为，虚开增值税发票罪和挪用资金罪不能成立。
虚开增值税发票是5项罪名中获刑最重的一项，“贡献”了16年刑期中的10年。根据刑法205条规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单位犯罪，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最高刑可达无期。
因此，在庭审中，针对此项罪名是否成立，控辩双方展开激烈交锋，3天半的开庭中，针对该罪名的法庭质证和辩论就占了1天。
事实上，利用电解铜买卖进行关联交易，虚开增值税发票，获得巨额贴现，正是支撑周正毅资本大厦的最重要的支柱。检察官在起诉书中指控周和他旗下的农凯集团在1999年到2003年期间，“涉及贴现而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0.84万余份，向银行贴现84.22亿余元，扣除贴现利息1.91亿余元，实际贴现款82.3亿余元。”
正是这80多亿，转动了昔日“上海首富”的资本魔方。
查办一波三折
周正毅案的查办一波三折，充满戏剧性。
2003年6月，周正毅因受中银刘金宝案牵连第一次接受调查。而此时，他在上海滩上已是麻烦缠身。他所接手的涉及1万多户家庭的静安区石门二路“东八块”旧城改造项目遭遇当地居民抗议，纠纷不断。
2004年6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周正毅以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以虚报注册资本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
2006年5月，周正毅刑满出狱后，很快又因香港上市公司上海地产买壳案，被香港廉政公署二度通缉。
仅仅3个月后，2006年8月16日，上海市司法局开始调查周正毅在狱中受到他的管教员俞金宝特殊照顾，以致在狱中居然可以主持公司董事会一事，上海市检察院很快介入此案。
这时的上海正在经历社保案风暴。8月份，中央初查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案。9月25日，陈良宇因严重违纪被立案调查。正是从这时起，周案侦查提速，案件所牵连的上海监狱系统有多人先后被调查。
周案和其他社保系列案件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后者由中纪委查办，而周案主要由上海市检察院查办。
到了2006年12月份，调查重点由周正毅的狱中行贿转为调查虚开增值税发票。复兴明方会计师事务所和上海市国税局在此时受上海市检察院委托，开始调查农凯集团和关联公司的账目，锁定电解铜交易中的疑点。
行贿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在量刑上有极大区别，根据我国刑法，行贿一般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只有在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最高可达无期。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个人犯罪最高可判死刑。
2007年4月，调查取得突破。复兴明方会计师事务所和国税局同时出具检查报告，对电解铜交易是否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做出结论。
随后，上海市检察院将基本调查完毕的案件交上海市第二检察分院起诉，二分检在4月8日出具第一份起诉意见书。
2007年10月23日至26日，周正毅案在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资本魔方揭谜
在2001年以身家5.5亿元登上福布斯富豪榜后，周曾经这样描述自己的发家史——
1961年，出生于上海杨浦区，家境贫困，只有小学文化，17岁时，即离家打工，第一份工是在街道工厂做会计，月薪30多元。
1978年到1988年，周和妻子毛玉萍分赴香港和日本打工。1989年，周返回上海，开设美通饭店，并经营桑拿和卡拉OK。
1994年，周夫妇合力开设“阿毛炖品”。这被周称为自己发家史上的“第一桶金”。他自称这家饭店当时每年可带来1000万元的利润。
但据知情人士透露，阿毛炖品其实不赚钱还亏本。周旗下有大量的公司，每天都有许多饭局。周要求公司应酬必须在阿毛炖品，无需付账只需签单，这样通过集中采购降低成本。“当年，上海银行界的人很多都来吃过。”
1995年，周正毅开始涉足资本市场，购买国企职工股获利数亿。随后，他先后涉足香港股市和上海房地产等领域，收获颇丰。他将自己的投资理念描述为——“低价买进别人不要的东西，再等时机高价卖出”。
但是，支撑他在股市和烂尾楼上的先期投入的大笔资金从何而来，长期以来对外界一直是个谜。
此次检察官指控的电解铜交易，解开了这个谜的一角。通过亏损电解铜交易+行贿贴现的模式，周正毅获得80余亿元的资金，支撑起了他的资本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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