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初某媒体上刊登的一篇文章，让我感觉像是时光倒流。其文章大意是目前提倡的有效利用能源和节约能源并不重要，政府应该加快一次能源的开发以保持经济继续快速增长，并减少能源的对外依赖。与政府目前的政策相比，该文的论调更像是一个讽刺，难道它反映出政府正在调整能源战略？

    最近在渤海湾发现的南堡油田的储量可能高达几亿吨甚至超过10亿吨，这也许是导致这种论调出现的诱因。诚然，这个发现非常重要，它将给中石油带来丰厚的利润，但对中国目前3.5亿吨的年石油消费量来说，只是杯水车薪。而且预计到2020年，石油消费量还将翻番。南堡油田位于环渤海一条未开发的狭长浅海区域，将来再发现这么大油田的可能性并不大。

    南堡油田以及其他新发现的油田可能会支撑中国的石油产量在今后很多年继续保持2%-4%的年增长率。然而，石油消费量每年增长5%-10%，而目前近50%的石油需求都依赖进口， 因此“石油自主”更像是一座空中楼阁。

    这篇文章似乎意识到，煤、石油和天然气的开采并不是无止境的，但是能源需求增长迅速，国家能源储备又非常有限。这篇文章认为，出路在于可替代能源或可再生能源。文章随后举例说，政府计划利用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能，但这些能源占总能源消费的比例都微乎其微。文章特意强调了水力发电。近期中国政府的官方文件表明，政府计划建设大量大型水电站，将水力发电总量从2005年的1170亿瓦提高到2010年1900亿瓦，2020年将达到2900亿瓦。这篇文章对政府的计划非常认同。

    把大型水电站归为“可再生能源”名下，这种说法很值得商榷。20多年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大型水电站的外部成本和风险都很高，因此多数环境保护专家并不认同水电站属于“可再生能源”的说法。修建水电站的外部成本包括水库对上下游环境、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受影响的人越多，外部成本越大，这还不包括对自然栖息地、生物多样性和野生物的影响。风险主要包括两类：第一类风险在于难以衡量这些成本以及政府是否有能力处理这些问题；第二类风险在于水电站究竟能带来多大利益。比如，水库的泥沙沉积速度可能要比预期的快，自然灾害可能会威胁到大坝的稳固和使用寿命，降雨量的变化也可能带来水流的减少。

    在这篇文章发表前两周，还有一篇报告重点论述了三峡大坝的问题。一百多万居民的重新安置问题、山体滑坡和污染都使得三峡大坝的危害程度可能超过此前的预期。

    这篇文章同样论述了生物能和煤变油的好处。理论上，这些燃料的发展潜力巨大，但就目前的技术水平而言，巨大的外部成本问题同样存在。除非有新一代的技术，否则生物能与煤变油难以从根本上缓解中国的能源供需紧张问题。另外，中国煤的储藏量也颇令人担忧。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以目前的消耗速度，中国地下储存的煤还可供使用至少50年。然而，现实问题是，随着煤消耗量的逐年提高，这个数字的可信性恐怕还需要推敲。另外，这些煤的开采成本和运输成本也在逐年提高，对于沿海地区，进口煤越来越有吸引力。2007年初的几个月，中国曾暂时性地成为一个煤净进口国。

    因此，中国需要能源自给和加速国内资源开发的说法，是否更取决于国家的能源政策？中国对进口国外能源的依赖程度在逐年上升。在过去15年里，中国始终是一个石油净进口国，从2006年起，中国也成为了天然气的净进口国。在不远的将来，中国煤的进口很有可能会超过出口。在这点上，中国与发达国家越来越像，中国逐渐融入到国际能源市场中来。这个市场与其他市场一样，收益与风险并存。的确，应该千方百计提高国内能源产量，但并不是不计成本。包括中国在内的能源进口国，需要关注并对能源需求进行约束，以及控制依赖进口的风险，增强面对供给冲击的抗风险能力。不错，新的能源技术将会起到重要的作用，但这必须以它们的负面影响被大大消除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