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约彭定康（Chris Patten）午餐，最现成的理由自然是香港回归10周年。起先他提议去伦敦市中心的一家中餐馆，最后改主意说，还是去他在伦敦西南部的巴恩斯（Barnes）家中小坐，再到临近一家法国餐馆用餐。他改吃法国菜，可能是图近，再则他不是那种小鸡肚肠一见法兰西就念叨滑铁卢斗气的英国佬。与保守党内阁中不少对欧洲很不感冒的同僚比，这位前港督是出了名的崇欧派。
坐火车到巴恩斯小站，拐入车站路。前行不远处，便是彭定康居所。世界各地凡以车站路命名的地方，多半受人车合流的噪声污染。但巴恩斯却例外，幽静如乡村。周边花草林木茂密，头顶上方，遮蔽了些天空，滤走不少最难得的英国阳光，洒下清凉。泰晤士河在此一拐，如立一道水幕，顺手将市区主干道的轰鸣车流轻轻挡在外边，巴恩斯由此成了伦敦最适合人居的一方雅地。1997年6月30日那个滂沱雨夜，彭定康携家人告别香港返英后，即搬入此地安家。2005年，已远离政坛的彭定康获册封为英国上议院终身议员，正式封号就以他家的所在地命名，也就是现在的巴恩斯男爵。
『首席执行官』 ceo.icxo.com，这是栋有百多年历史的维多利亚时代三层小楼。我按门铃，彭定康开门揖客，让进客厅小坐。几年不见，他体态有些发福。楼梯过道上，挂有中国字画，还有他三千金的肖像。客厅是个书世界。彭定康说，刚从雅典回来，马上又要去印度。近一半的时间在旅途中。我们一同起身，往法国餐馆去。边拐几条窄巷子边聊天，只听彭定康朝前方喊了声“darling’。巷子那头，走来他的太太Lavender, 中文名是林颖彤。她刚从超市回来，双手提了五六个塑料马甲袋物，显得很沉。她放缓步子，与老公打完招呼，又朝客人歉意一笑，说：“我两只手上全是东西，就不与你握手了。” 而后就径直回家。
（二）
中国人似乎最讲究纪念或庆祝仪式。近年来，西方人也有染上这一癖好之嫌。今年六、七月间，纪念香港10年回归的午餐会晚会讲座，持续了好几周。香槟烛影拱手哈啰间，彭定康却是令人注目的缺席者。他除了在出任校长的牛津大学设了鸡尾酒会，答谢众友人外，不见踪影。
依照本报规矩，公众人物被邀“与FT共进午餐”，做访谈，是主随客便，由客人选餐馆，FT最后埋单。这家法国餐馆叫Soony’s ，里面食客不多。几位着装时尚的中产女子，正很闲适地说话，透出一丝午后的慵懒。坐定后，彭定康对操着浓重法国鼻音的女伺应生说，他知道点什么，只要份套餐。而后问我，是否来杯葡萄酒。为省时间，我也从简，要份套餐。他点鸡，我则点鱼。
我问他，香港回归10周年之夜，碰巧看BBC，正重播当年主权移交的电视实况，还是请他做的开场白。他抬了抬酒杯说：“离开香港这10年，我从没有勇气去看那个晚上的电视录像。这次BBC邀我，最后我应承下来，也是我十年来第一次看到当天的电视场景。” 彭定康曾开玩笑说，大英帝国寿终正寝的确切时间，是他由香港回到希斯罗机场，排长队等侯出租车回家的那一瞬间。
等菜的间隙。我问，你对“一国两制”下的香港10年满意吗？彭定康嚼着面包说：“十年下来，香港最重要的东西，比如法治与一个自由社会应有的东西，都保住了。但香港还缺少一样东西，也就是自己选择政府的权利。香港是自由的，但是尚不民主。”
两人的头盘，点的都是猪肉冻杏桃胡椒粒。任港督五年，港人称他“肥彭”。他大概是“绰号”最多的西方政治人物。他自嘲说：“这算是昵称吧。其实，那时叫我 “肥彭”，名不副实。十年下来，现在你再看看，才货真价实。” 言语间，他一头永远蓬乱的灰发，一跳一跳。他的分头与刘海是很出名的。97前后，中南海对“肥彭”是动过肝火的。这位曾任英国保守党主席的职业政治家，一反历任港督的文官传统与柔软外交身段，选择在港英殖民统治撤退的最后一刻，推行民主政制，非但开罪了北京，也惹毛了不少英国外交元老。在中国官方报章上，他的绰号也开始升级，由政治娼妓而千古罪人。
时隔十年，对当年所作作为的看法有无修正？
“我想，北京知道，我对香港问题的看法并无改变。与北京对其他一些棘手问题的处理相比，香港的政改进程显得缓慢，是不幸的。北京还干预了一些香港事务，包括法律上的。但总体而言，香港是成功的例子。现在港人的民主要求横跨各种政治力量，他们只是想弄清楚香港发展的未来走向。这也是前香港政务司陈方安生眼下表达的意思…我从来认为，香港对中国太有价值，北京一定会谨慎小心，不会伤害香港。”
我问，香港一有问题，外界矛头常直指北京。但香港特区政府花太多时间揣摩北京心思，有自治权但不会用，是否也得打五十大板？彭定康想了想说：“其实，对香港问题，我认为中国领导人并不总是能够得到很好的咨询。对特区政府来说，如果清晨一醒来，就猜想北京在想什么、会做什么，这是不理智的。老是揣测北京，其实也是在低估北京的智慧。还有，就是香港商界人士对北京的态度。一有事情，就往北京跑，还一味呼应他们自己臆想中的北京强硬路线。这很荒诞！”
香港五年间，难道没有遗憾? 我问。 “是的。直到现在，我仍感到失望的是，当年我与鲁平先生（负责香港事务的中国最高官员）没能建立更好、更富建设性的关系。他人很好，也很有智慧。我们之间没能处得更好，不该是命中注定吧？” 当年，正是鲁平责骂彭定康为“千古罪人”的。
（三）
酒杯已空。我问，是否再要一杯白葡萄。他点点头，继续聊。
一年多前，彭定康出版自传，题为“不一般的外交家”（《Not Quite A Diplomat》，记述了他港督之后的一段政治生涯——出任欧盟对外关系高级专员，也就是欧盟最高外交主管。如书名所言，他抛弃外交辞令，坦率臧否当今国际政坛头面人物，破了政界规矩，也自断重回政坛的念头。不过，出任欧盟要职，却迫使北京很快为他“政治平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