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莫斯科，有一个挂着中国国旗的市场，那里，中国人有数万之众，他们中的大部分把一生中最好的时光留在了那里，品味了异国的幸福与辛酸。而今，随着俄罗斯禁商令大限到来(莫斯科可延迟至今年年底)，何去何从已是必须决断的命题。而早在大限之前，黑帮、枪杀、恐怖爆炸、警察敲诈乃至国内疯狂跟货导致的恶性竞争早已令处于原始、低端贸易阶段的中国商人不堪其扰，改变只是时间问题。一些从艰苦打拼中浮出水面的“有分量”的华商，已经在着眼、着手于生意的高端竞争。
切尔基佐夫露天市场
中国人在莫斯科
到欧洲去，到莫斯科去，翻越乌拉尔山，趟过乌拉尔河。吉林舒兰人聂海涛和他的亲朋们来了，黑龙江人也来了，中国多个省份的人，扛着包裹来了。
关百新也来了，他用12万余元的本钱，批发了6包半皮夹克，装上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火车，1995年8月，黑龙江五常人关百新在火车上颠簸了一个星期，到莫斯科时，他身上剩有50卢布。
“我1990年就开始往苏联远东跑生意，倒包，赚了一些钱”，关百新现在是莫斯科中国北方商会会长，经营着新旭集团，有鞋厂、两家饭店、一个公寓等企业，走在莫斯科的大街上，信心满满，他在筹划着更多的生意，“人到了，货却没了。”关百新下火车提货，车站的人告诉他，货没有，丢了。他拿着一张提货单，呆在莫斯科火车站，傻了。
关百新决计从远东的乌苏里斯克到莫斯科倒卖皮夹克的起因是听说钱太好赚了。“最早是几个到匈牙利的北京人，在莫斯科火车站下车，拿几件皮夹克卖，赚了一大把钱，中国人到莫斯科卖皮夹克就是这样做起来的。”不止他想到了这项生意，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先于他到达莫斯科、圣彼得堡等俄罗斯的欧洲部分，做起了皮货生意。
他丢了货，只能求助于同胞，于是，他来到住满了中国人的燕山楼。“以前就听说过，中国人在那里一边租房，一边卖货”，住处就是摊位，这是最早的中国人在俄罗斯的经营方式，关百新到的时候，已经是深夜，许多人闭门歇业，他敲开了一扇扇屋门，一次次遭到拒绝。
他没有朋友，虽然东北三省的中国人已经在这里站住了脚，比如吉林四合村的人，已经沿着西伯利亚大铁路，穿越大平原上的若干个城镇，卖着皮夹克，牛仔裤，走到了这里，比如燕山楼的老板——北京人贾志，已经通过把莫斯科的楼房包租下来，转给中国人赚取价差。但那时，关百新只是一个不名一文的初来乍到者，这是许多刚刚到达莫斯科的中国人的处境，身上没有多余的钱，靠着多年的艰苦打拼，做起自己的生意。
关百新从“燕山楼”到“扩东楼”，再从“扩东楼”返回“燕山楼”，在莫斯科最早居住中国商人的楼房间往返，等到他终于有勇气敲开一扇屋门时，朝鲜族人吕士才正在盘点着一天的买卖。“老吕是个好人，他搭救了我”，关百新忆及鲜于向外人道的往事，不禁潸然泪下，“吕老板听了我的遭遇，很同情，收留了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