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他们不同，我是来自西部的一个地产公司。我是一个国营企业的控股公司，我要承担很多的社会责任。第二个我是上市的股份制企业。股市是大家很关心的，前几年股市波动，大家说谁对股民负责。但是近两年股市越来越正常，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的制度制约它，有很多的政策。因此我们还要为这些股东，投资人负责。第三个，我们房地产报在房地产业里面率先推出企业公民义务。我们这个公司盖过很多的富房，03年以前，我们旗下公司控制了西安市场70%的房产，现在所有的高档的房产，说得上品牌得几乎都是我们公司的。我们参与了西安高新区40平方公里的建设，在国家的高新区排尾里面可能是第四位。我们也盖了很多的公益事业，我们也盖了很多的经济适用房，甚至农民的新区。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获得了利益，否则我们不可能从西部地区到北京来买一个上市公司。

　　从公民义务来讲，随着市场的成熟，随着国家制度的发展，你不想承担制度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开发商在开发过程当中，我们在93、94年，高新区的学校都是我们建的，建完了以后我们要移交给政府。现在国家有政策，你拿了多少地里面要盖幼儿，盖学校，但是十年以前是没有的。西部的经济适用房，很多的民营企业争相获得开发权。因此一些大企业开发了一些有影响的大盘以后，还要去做这个经济适用房，我觉得有必要探讨一下。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整个公民意识的增强。我们有些企业是主动宣传我们的品牌，承担社会责任。这是必然的。最后我比较赞同一句话，在维护业主的义务的时候，还要维护发展商的权利。我们要对股民负责，对业主负责，那么谁对我们负责。

　　白长虹：对企业谈维权，不是我们今天应该着重考虑的一个问题，全世界一谈到维权，都是谈到的弱势，企业在全世界来看，已经是最强的组织，我说的组织是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教育机构，我是从大的组织形态来讲。对社会有最大的影响力，有最大作为的是企业组织，因此他遇到问题再多，也于是以各种方式解决它，包括企业自己，以商会的方式，求得自己更好的环境。但是我们以一个社会议题讲维权，从来都是对弱势。这也是政府要考虑的事情。政府倡导企业公民，我想有三个方面，一个是政府有他的立法，有他的法定要求，你企业就得做到，包括依法纳税，守法经营等等。这是企业尽到自己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个，并非是法定的，政府一个主要的角色是社会管理。他希望企业以一种道德约束，以道德的理解做得好一点，比我的规定要更好一点。这是出于商业意图，可以做得更具道德性的一些行为，同样包含在企业公民行为，或者企业社会责任的含义当中。他可以出与道德理解，可以做这样一些事情，这是社会要求和期待的。

　　第三个，因为政府常常有一些缺陷，对社会上的一些事情，希望有人解决。就是对企业有一些公益性事业的要求，你在这方面多做一点，可能就有一个很好的结果。所以这三个层面构成了企业公民行为都是应该倡行的。

　　另一方面，政府应该对在社会责任，和企业公民方面表现好的，在政策上给予鼓励。比如上市，如果寻求上市管道，就应该优先。另外土地是政府掌握的大资源，对社会责任表现好的企业，你以税收，以政策，以资源配置，以社会公共舆论等等方式，起到推动表彰这个企业在公民行为上的一些努力。

　　另外，企业除了商业运营之外，起到公民义务，这几乎没有什么意见的，其实是个管道表现形式，以这个形式而言，好象任志强先生的舆论，那个话啊，大家讨论比较多。其实呢，在这个舆论上，可能跟公民的行为连在一起，主要不是这个话本身对不对，是这个话对企业说到的所有的事实，也不是富人怎么界定，穷人怎么界定。因为你的话在公众的方式传达的时候有社会性的效应，其实问题主要在这里。当我们把自己变成一个公众人物，往往不在于你怎么讲，而在于人家怎么理解。因此我们行业的领袖地位的企业家，讲这个话的时候，确实要有约束的，确实要有考虑的。如果是行业内的会议，地产会议，你应该允许一批地产商专门做富人生意，这个没错。如果跟政府的政策研讨，或者是行业内部的研讨，都没问题。然而通过舆论，通过媒体向社会放话的时候，就有社会效应，为什么呢？

　　任志强：我本来就是在行业内部的会议上说的，如果你连这个都不知道的话，你就是更加误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