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在郭台铭的倡导下台湾较大的企业集团都至少设立三四个基金会，如富邦集团就有3个基金会，每年投入10亿元新台币左右的基金，其中在台北市推行的“自立计划”，主要是帮助低收入者寻找工作机会。基金会保证，只要一年内低收入者可以将一定数额的收入存入银行，基金会就奖励同等金额，一直到他们不再是低收入者为止。 　

　　在大陆，郭台铭自1988年在深圳创办富士康公司以来，至今累计捐款逾人民币5亿元。他主要的捐助对象是山西和清华大学，郭台铭祖籍山西晋城泽州县南岭乡，他多次回乡，1994年起，先后三次捐款1550万元，为家乡修路、引水、发展教育事业。 1999年，郭台铭捐赠200万元，设立爱物奖学金，专门用来资助晋城市家境贫困、品学兼优、当年考取大学的高中生。2005年5月，郭台铭回乡向南岭捐款3568万元，修建学校、捐款爱物中学。当年11月，他再返家乡，这次捐了1500万元。2002年郭合铭向清华大学捐资3亿元人民币，于2003年7月建成清华——富士康纳米科技研究中心。最近其向中华骨髓库捐款一亿零三百八十五万元人民币，用于骨髓库的扩容。

　　市场供需决定薪资

　　郭老板即然如此有善心，为何不把捐赠的钱用来提高员工收入呢？那些生产线上的打工仔打工妹不就是身边的弱势群体吗？

　　对此，一位业内分析人士指出，对企业家而言，“发展是一种瘾，欲罢不能”，降低成本和捐赠造势都是为了企业发展，并不矛盾。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循环，就是企业家存在的价值。他解释说，通过捐赠，企业家可以获得声誉上的积累，可以在与政府打交道时得到很多好处和回报。

　　另一位分析人士指出，“资本不用来赚钱就是罪恶的”。富士康事件之所以引起极大关注，源于一个惯性思维，好企业就应该高薪水。中国有400元薪水的企业少吗？为何就盯上了富士康？因为企业做大了，有名了。郭台铭在日本回应富士康虐工门事件时亦表示“树大招风”。

　　富士康对媒体“血汗工厂”报道的回应更能体现这种思维上的差异：“很多人挤破头都想来富士康”，说的是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关系，换言之，如果企业能够花400元从市场上找到一位合格的工人，就不会花500元，对高级科技人才的高薪亦然。

　　行文至此，笔者突然想起二战时某位著名将军说的话：我让士兵上战场的时候，我会把他们想象成一堆蚂蚁，而不是人。因为我一想到他们有妻子、孩子、父母，我就不忍心让他们去送死。将军的话印证了中国的一句古语“慈不带兵”，在竞争激烈的商场上，在企业家的眼里，那一天到晚趴在生产线上的员工是不是一个个用来制造产品和创造利润的蚂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