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景立：法律对一个人犯罪(不包括杀人等刑事犯罪)，应有一个追溯期，如一个人30年前逃税10万元，30年后，其企业每年交纳的税有上百万，这个时候如果再去追究30年前的偷税行为，恐怕有些不太合适。即使追究这些人的时候，也应该参照他今天所做的成就，让他把偷的税钱拿出来就可以了，不应当一棍子打死。但是，如果这个人在30年后依旧逃税，甚至有其他违法行为，为富不仁肯定应该被严惩。在国外，如果是一个人有黑社会背景，这些人不可能被认为是商业领袖。因此，作为企业家必须要有社会责任感。
林智生：由于法制不规范等现实问题，中国一些企业家认识到了政治因素在其成功过程中的巨大作用，因此，一旦企业成功后，往往会去追求政治身份，寻求更大的政治保护后者攫取更大的灰色利益。
李家涛:从法律的角度看，在法制社会应该提倡有罪必究，原罪肯定应予以追究，但从企业经营的角度看，不一定应追究。关键是谁去追究、从什么角度去看？我们今天谈原罪问题，不能为既得利益者辩护。纽约市市长上任前，专门会做一段时间的律师，追究对小投资者造成侵害的案例。
刘志勇：企业家是否能成为真正的企业家，与其第一桶金的来源没有直接关系，很多企业家第一桶金的来源不正当，但以后做的生意是正当的，这种人是可以成长为企业家的，国内外都不乏这类企业。德隆的疯狂扩张不是按照市场规律做的，最终破灭一点都不奇怪。因此，不用刻意去追究企业第一桶金的来源问题，所谓英雄莫问出处，而应该让市场自由淘汰。未来社会一定很美好，但一定会有个过程。治理原罪的关键，不在于抓多少贪官、多少坏的企业家，而在于要建立一个完善的保障制度，建立有序的市场秩序、高效的法制环境，让流氓变成绅士。
官宦社会变异
主持人：在一个真正的商业社会，企业家的地位是最为突出的，官员则处于相对从属的地位，而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典型的官宦社会，读书是为了走上仕途，精英分子都竞相涌去当官，所谓，士农工商。直到今天，这种现象还没有根本改变，这从报考公务员之火热可见一斑。一个健康的社会制度，会不断培养企业家精神。随着经济制度的不断完善，市场环境的逐渐形成，中国必将产生一大批优秀的企业家。但目前中国尚缺少造就企业家的土壤和机制，具体地说，缺少哪些条件？
周苏苏：中国是一个传统上重仕轻商的社会，这种观念仍旧影响着我们。有一次，我与一个人聊天，她自豪地说，自己5个儿子都是局长。这说明，全民对商人并无很强的认同感。当然，在造就企业家的机制上，我国比20年前好多了，但仍旧多少会有些轻商观念作怪。令人欣慰的是，这种轻商重仕的观念在现在很多年轻人中已非主流，现在的年轻人更看重个人价值的体现。此外，现在政府制订的游戏规则，政府官员的观念，也越来越有利于企业家的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