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上看，1949年对于您和您的父亲来说，可以说是最关键的一年。因为你们决定留在中国。
荣智健：对。第一我祖父荣德生没有离开过祖国，他当时讲了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从来没做过任何非法之事，没做过亏心事，我用不着跑到外面去。我父亲说，他看到国民党的腐败事情很多了，共产党不会比国民党再坏的。
我可以举个例子。一个是我祖父被绑票。绑匪索要60万美金，找宪兵来帮你调查，也要50万美金，两个加起来差不多110万美金。结果60万美金没有被找回来，又多出了50万美金。
第二个是我父亲的亲身经历。那时候我父亲经营面粉厂，生产的面粉占全国差不多接近一半左右。当时军队的军饷就是在我们厂里订的。我父亲交出去的都是白面粉，但前线吃到的都是黑的硬馒头。反过来追究责任，就要追究到我父亲身上。父亲想，我交的是白面怎么是黑的？肯定是层层贪污。这时又要出钱摆平这个事。我父亲很伤心。所以要留在中国。我们那时候还小，已经在香港，他就到香港把我们接回来，在解放前夕我们就回来了。
1949年解放之后，虽然历史证明您父亲当时的决定是非常正确的，但留下来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荣智健：解放前夕，国民党兵就是一路敲诈勒索，说不给大洋就要冲进来，所以一串串大洋不停地送出去，把一群群流寇弄走。到1949年上海解放那一天，我们也很害怕。但是晚上（解放军）打进来，清晨一看，马路上这些兵困了，就一个一个地靠在我们墙外睡觉。那时“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贯彻得非常好，所以一下子就把国民党兵给比下去了，这一下我们全家的心里头就安定了下来。那时候我们还不敢出去，成天呆在家里。
没有几天，突然接到个电话，说陈毅司令要到我们家来吃晚饭。这一下全家都比较紧张。一个野战军司令到你家吃晚饭，也不知道该怎么准备。
菜是他们带来，厨师是我们的，我记得自己被关在黑房间里等着，我那个年纪还挺调皮的。时间长了我就跑出去，偷偷从阳台上往下看，看到陈老总和我父亲一起坐在这个阳台上，花园里满地是兵。当时我很紧张，不过听到下面谈笑风生。
后来我父亲说他觉得陈毅总理非常风雅，谈吐完全不像一个野战军司令。就像个文人一样来跟你讲党的政策和国家大局，目的就是一个，希望我父亲能够带头带领工厂在上海开工。一个城市里要是工厂全停了该怎么办？我父亲马上接受了陈老总的要求，很快组织上海的工商界开始复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