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14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以经商著称于世的晋商，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贯于商业经营之中，将其作为立业处世所遵循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从而谱写了人望益高、信誉昭著、近悦远来、生意兴隆的辉煌商业篇章。
晋商经营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尤其在敬业精神、进取精神、团队精神、经商爱国、诚信为本、号规制度、人格修养等方面，均有着良好的建树与风范。
敬业精神。敬业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封建社会中，传统的观念是重儒轻商，在四民中以士为首等，商为末等。但明清晋商却把商与士农工同等看待，同样敬重。山西柳林县《杨氏家谱》载：“天地生人，有一人莫不有一人之业；人生在世，生一日当尽一日之勤。业不可废，道唯一勤。功不妄练，贵专本业。本业者，所身所托之业也。假如侧身士林，则学为本业；寄迹田畴，则农为本业；置身曲艺，则工为本业；他如市尘贸易，鱼盐负贩，与挑担生理些小买卖，皆为商贾，则商贾即其本业。”明清以来，在山西以商为荣渐成风气，山西榆次人常麒麟已选拔贡，却弃儒经商。他说：“子贡亦贤人，吾从子贡。”祁县人申树楷，15岁入合盛元票号，兢兢业业，视号如家，后被提升为营口分号经理。他为了发展票号业，渡海赴日，历经艰险，终于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创办了我国有史以来第一家海外银行。由于山西人重商、敬商，所以在山西出现了“学而优则商”、“以学保商”的社会风尚。《雍正朱批谕旨》载：“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在山西甚至有“有儿开商店，强如作知县”之谚。可见当时的山西人把商业作为一项崇高事业来对待，这是他们经商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进取精神。许多山西商人原本贫寒，他们硬是靠“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白手起家而成大业。著名的旅蒙商号大盛魁称雄蒙古草原200多年，其创始人山西太谷人王相卿、祁县人张杰、史大学，原本都很贫苦，三人最初是肩挑小贩，后稍有积蓄，开了个小字号，渐发展成大盛魁。大盛魁成为有影响的大商号后，还在店内供奉着一条扁担、两个木箱、一块石头（曾作秤砣用），其意是警示商号后人不忘当年创业之艰难。晋商的这种开拓精神，还表现在不畏艰辛，敢于冒险等方面。早在明代，晋商已是“远贾安息”，东渡日本进行贸易。入清后，他们拉着骆驼，千里走沙漠，冒风雪，闯险阻，西北走蒙疆，东渡扶桑，南至东南亚。他们还开辟了一条以山西、河北为枢纽，北越长城，贯穿戈壁大沙漠，经恰克图，深入俄境，到达欧洲的国际茶叶商路。清朝嘉庆以后，社会不靖，盗贼四出。山西杀虎口是晋商赴包头必经之地，但此处盗贼猖獗，有民谣称：“杀虎口、杀虎口，没有钱财难过口，不是丢钱财，就是刀砍头，过了虎口还心抖。”尽管如此，晋商却未因此退缩，而是越去越多，形成“走西口”大潮。这些都反映了晋商顽强不屈、不畏艰险的开拓进取精神。
团队精神。晋商在经营活动中十分重视发挥团队群体力量，他们以家族宗法与乡里之谊，以会馆地域行业之便，以崇奉关公、讲义气、讲相与、讲帮靠来协调人与人、商号与商号之间的关系，进而增强团结，逐渐形成了地方商帮群体。其表现形式主要有三种：其一是朋合营利和合伙经营。这是最初的群体合作经营形式。朋合营利是一方出资，一方出力，有无相资，劳逸共济。合伙经营是一方出本，众伙而共商，也就是财东与伙计之间的合作经营关系。其二是按地域形成商帮。晋商在各地设立的会馆，就是地方商帮形成的一个标志。这种地域帮统称晋帮，但在内部又形成不同的商帮，如泽潞帮、临襄帮、太原帮、汾州帮等。其三是联号制和股份制团队群体帮。联号制是由一个大商号统管一些小商号，类似西方的子母公司，在商业经营中较有力地发挥着团队群体作用。股份制是“出资者为银股，出力者为身股”。身股又称顶生意，即取得一定资历后不出资本而以人力顶一定数量的股份，可按股额分红。银股持有者（财东）在商号享有永久利益，同时对盈亏负无限责任。
经商爱国。晋商继承与发扬了中国商人爱国的优良传统。明嘉靖三年（1554年）日本海盗入侵扬州，晋商曾选善射骁勇者500名为商兵，参与协防扬州。隆庆元年（1567年）江苏松江倭寇压境，山陕诸商“协力御之”。清后期，英国某公司通过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获得山西盂县、潞安（长治）、泽州（晋城）、平定、平阳（临汾）五处煤铁采矿权。晋商积极参加山西人民争回矿权运动，为筹措赎矿银，山西各票号全力以赴，旬日集银150万两，终于从英商手中赎回了山西的煤铁采矿权，保护了山西的煤铁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