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尔公司前CEO安迪·格鲁夫在其自传《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中不停地指出偏执的重要性，他认为“企业繁荣中，孕育着毁灭自身的种子，你越是成功，垂涎三尺的人就越多，他们一块块地窃取你的生意，直到最后一无所余。”格鲁夫不惜冒“偏执”之名而整天疑虑，他担心产品，担心员工，担心竞争，也正是这种危机促使英特尔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存储器领域败于日本厂家后很快进入芯片处理器，并最终确立了“intelinside”时代，同时也确立了通信行业的“偏执狂时代”。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话说在神秘的东方文明古国———中国，在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的通讯行业领域，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企业，却凭借“全面分散企业风险”的中庸之道生存下来，发展起来，直至成为通讯行业偏执狂们的强劲对手。这，就是中兴通讯。

　　20世纪80年代，正是中国通讯行业的“七国八制”时代（中国的电话网设备全部靠进口，来自7个国家的8种制式，故名）。诞生了本土的通讯设备制造厂商“巨大中华”（即巨龙、大唐、中兴、华为）。大浪淘沙，时至今日，昔日的“巨大中华”只剩下“中华争霸”。

　　为什么是华为？为什么是中兴？

　　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

　　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兴的中庸之道，是基于中兴对市场风险的认知。针对风险，侯为贵有言：所有市场都存在风险，企业就是在不断地面对风险、竞争和危机，在矛盾中成长起来。

　　中兴在战略上没有华为的大赌大赢，中兴采取的是稳健为王的策略。《基业长青》一书的作者发现，那些实现基业长青的公司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将稳健经营作为一个基本方针，非常注意降低经营中的风险。

　　中兴通讯在产品战略上坚持“多元化、多层次”的方针，出人意料地在小灵通市场上大展宏图，有惊无险地在CDMA市场上纵横驰骋，在柳暗花明的GSM海外市场上吉人天相。侯为贵在企业发展速度上则张弛有度：比市场整体增长速度快一些，比行业最快增长速度慢一些。不管在产品战略还是整体发展战略上，侯为贵的中兴通讯都颇有中庸之道的风范。

　　尽管中兴和华为都是中国通讯行业民族产业的代表，且经常上演“德比大战”的好戏，但中兴明显不同于华为。华为狼性十足，攻击力极强；而中兴则显得温文尔雅，处变不惊。

　　中庸与平庸，一字之差，两重境界。快速变化的通讯市场，一不留神，就可能面临死亡。比尔·盖茨说，微软离破产永远只有18个月。信守中庸之道的中兴，在温情脉脉的同时，也在引入竞争机制。他们知道，中庸只是一种文化，而不是制度。中庸只是一种境界，而不是作茧自缚的蚕丝。

　　侯为贵，和为贵。一字之差，其实一脉相承。人如其名，在偏执狂层出不穷的通信行业，在所谓“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的通信行业，侯为贵难能可贵地展现给我们一个低调、克己、宽容、果断、勤俭的年轻老人形象。年轻，是因为他42岁南下深圳创业的心态，更因为他领军的中兴通讯朝气蓬勃；老人，则是因为他生于1942年，比同时代的柳传志、倪润峰、任正非、鲁冠球略为年长，更遑论更年轻气盛、风华正茂的陶建幸、李东生。

　　中兴之名，取自公司成立之初其两大股东“中方”之“中”和“运兴”（香港运兴电子贸易公司）之“兴”，略显平淡无奇。如果换个角度，解释为“中庸之道，兴盛之道”，也许更为贴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