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乐何许人也？

　　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行政总裁，以其传媒人和商人的双重智慧，在华人社会构建了一个东西方文化兼济的媒体特区，在将华语电视推向世界的破冰之旅中，成功打造出覆盖亚太、欧美九十余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传媒品牌，在政策与市场的平衡木上长袖善舞，调和两岸三地华语电视精英，以华人的视点关照世界的变幻。

　　这是注释刘长乐的一个标准答案。

　　当然，有标准的，就有不够标准的，那些流传于民间的关于刘长乐的称呼，比如“传媒智者”、“企业领袖”、“佛商”、“和商”、“憨商”等等，无不透露出人们对这位浑身散发着内敛、神秘气质的“大佛”的浓厚兴趣和关注。

　　1995年春夏之交，北京颐和园就要闭园的时候，一艘可容纳200人的巨型龙船悄然驶出，停泊在昆明湖的中央。船上只有不足十人，刘长乐、戴格里（默多克的谋臣，时任星空卫视行政总裁）、洛克里·默多克（默多克长子）、崔强（现任凤凰卫视常务副行政总裁）、王纪言（现任凤凰卫视执行副总裁兼中文台台长）、余统浩（时任凤凰卫视执行副总裁，现任亚洲电视营运总裁）等催生凤凰卫视的关键人物徜徉在优美的湖光山色之中。可是，长乐之意不在山水，乃在凤凰也。

　　微风拂面，船上的人谈笑风生，丝毫没有剑拔弩张的氛围，但所有的人心知肚明：此次谈判涉及的股权分配问题直指合作要害。刘长乐意气风发，整个过程他说话最多，仔细一听，却发现他是在为戴格里讲解颐和园的历史和掌故。古人说，胸中自有百万兵，又说，学富五车。这是极言人的胸怀之大，肚子里的东西多得车载斗量，这些故事让戴格里听得眉飞色舞，无形中为双方最后的签约加上了一颗含金量十足的砝码。

　　不知何时，月牙悬空，凤凰卫视呼之欲出。

　　1996年3月31日，一个将载入史册的日子——凤凰卫视开播。开台酒会就在演播大厅举行，高脚杯里斟满了酒，大家怀着既紧张又兴奋的心情紧盯着同一个方向——荧屏，等待着凤凰台标的出现。

　　刘长乐说，当时有两个感觉，一个是如释重负，另一个是百感交集。

　　有诗为证：不忘那一年，天上布满星，凤凰卫视开大会，我们开播了。忆昔八年前，相互不认识，偷偷看两眼，各自想心思。

　　耳闻刘长乐：背景复杂，交际广泛；当兵出身，做过记者；下海掘金，身价上亿；面相慈善，笃信佛教，人称“刘老板”。

　　眼前刘长乐：一身红装，身材健硕，大大眼镜，眯眯细眼，印堂发亮，耳垂面方，嗓音浑厚，彬彬有礼，好一个“刘老板”。

　　2004年7月中旬，北京的天气酷热难耐，刘长乐特意从香港飞来北京，为“海若工作室”的成立加油助阵。在逗留北京的两天内，他接受了《人物》杂志的独家专访。走进刘长乐的“凤巢”——位于北京东城的紫金宾馆，庄重、静谧、幽雅之气扑面而来，上世纪30年代的老楼在庭院深深中诉说着历史的沧桑，高阔屋穹的欧式阁楼在中国传统的红木家具与雕花镂空的饰品的点缀下别有一番韵味。

　　彼此寒暄落座，一身红装、脚蹬布鞋的他在众人当中格外抢眼，我正惊讶于他的休闲品味，刘长乐仿佛看透我的意念，“我刚从昌平打球回来”，随后补充了一句，“堵车呀，车在环岛那儿一动不动。”我知道他是在为我们长时间的等待而表示歉意，其实他在我们一进门时就道歉了。

　　从1996年至2004年，凤凰卫视剑走偏锋、锐意创新。

　　八年辛苦不寻常。这个只有 “县级规模”（余秋雨语，言指其办公条件的简陋和人员的精练）的电视台，八年来以“向世界发出华人媒体的声音”、“拉近全球华人的距离”、“构建两岸三地桥梁”为目标，在没有路的地方杀出一条血路，取得了成功。在海外，1999年，凤凰欧洲台进入欧洲主流卫星电视SKY DIGITAL以及英、法、德、荷四国有线电视网；2001年，凤凰美洲台开播，通过美国两大直播卫星网平台DIRECT TV和ECHOSTAR，将节目传送给北美观众；在亚洲，凤凰已进入新加坡有线电视网和马来西亚最大收费电视公司，用户已由开播时的25万增至目前的50万。《洛杉矶时报》2003年9月1日报道说，不少北京人买新房时都会问：“你们这里能看凤凰卫视吗？”

　　刘长乐，这个一手缔造凤凰神话的幕后传奇人物。伴随着凤凰卫视“拉近全球华人之间距离”的使命的传播，刘长乐在全球华人圈内声名鹊起。然而，关于刘长乐本人角色的准确定位，却一直颇有争议。

　　如果不做凤凰卫视，刘长乐的资产也绝对令人咋舌——据说个人总资产有数十亿人民币（刘老板没有承认这个数字）。上个世纪顶礼膜拜财富，于是善于创造和积累财富的人们当仁不让地成为社会追捧和学习的楷模。这个世纪注定是一个文化传播的强势时代，于是一批在媒体资本的大潮中耍弄刀枪的领袖借助传媒开始诠释声望的定义。刘长乐在世纪交接之际完成了从财富积累到声望传播的过渡，现在他的精力“99.9%都放在凤凰卫视上”（凤凰卫视公关总监王多多语）。

　　对许多人而言，凤凰成功的原因以及神秘老板刘长乐好像一个个巨大的谜团，人们啧啧慨叹，“凤凰的秘密在哪里？”
 
　　解密凤凰之一：传媒人的乐趣

　　我是有点儿“癖”——对凤凰的追求和爱好。心力的付出这方面是心甘情愿的，自讨苦吃，而且还苦中作乐。——刘长乐

　　在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节目中，净空法师问大家，“现在的世界什么东西对人的影响最大？”会众一片静默，净空法师说，有两种人对人的影响最大，一种是政治家，另外一种就是传媒人。

　　后来不知从哪家媒体开始流传，说这句话是刘长乐语录。他告诉《人物》杂志，“这绝对不是我说的，是净空法师说的。”

　　53岁的刘长乐10年从戎、10年握笔、10年“下海”，先后在中国内地、新加坡、香港、美国等地投资房地产及石油贸易等项目，干一行成一行，是商界有名的“智多星”。

　　刘长乐自言名字后面挂了一大堆董事长的头衔。然而，在送给记者的名片上，名字下方却只写着“凤凰卫视主席及行政总裁”， 名字后面的称呼则是“太平绅士”。

　　生意的成功让刘长乐成为一个财富人物，他过人的机智淋漓尽致地体现在对时局的把握和商业手段的运用上；作为一个老媒体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10年的记者经历，使他深谙媒介体系在全球化背景下将要释放的能力和威力，特别是在华语电视媒体领域，刘长乐敏锐地看到了商机。他几乎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在英语一统天下的媒体事业中打造出一个华语的天空，我多年的积累正是为了实现这样一个运作。”在市场需求、时代需求和受众需求的背景下，“华语电视媒体不应该是个空白，我们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哪怕仅仅是叹息！”

　　这时的刘长乐已经渐渐从其他企业的日常行政管理中淡出，而把大部分精力放到了他喜欢的凤凰卫视上。“我很喜欢在凤凰卫视这样的媒体里出力”，他说。凤凰管理层至今还在谈论老板当年的那一段“痴人说梦”：“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梦想。所谓梦一定不能是现实的翻版，它一定是天马行空，但绝不是空浮缥缈。梦，不光是鸟语花香，也会有刀光剑影，……我作为老传媒人，就是给一切有识之士提供一个做梦的舞台，给你一个发挥造梦潜能的空间——这，就是凤凰卫视。”

　　就是这番梦话，把几十个三四十岁的壮年人说得痒痒之极，毅然远离在大陆的妻子儿女到香港创业，过着不是单身的单身生活。而刘长乐也和所有的单身汉一样，他曾利用周末，身挂两部相机，亲自驾车拉大家到郊外去放松。据说这位公司的最高首脑喜摄影、会乐器、爱唱歌，和同伴一起出去玩时，俨然就是一位意气风发的少年郎。

　　对凤凰，刘长乐撒下了激情，种下了智慧，也播下了技巧。1999年的凤凰卫视正在摆脱初期城市青年台的定位，准备迈向全新的资讯类方向。那时的刘长乐在焦急地观望：新闻是他的理想，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新闻对于中国人的意义，以及对于凤凰卫视中文台未来的重要性。

　　凤凰卫视由娱乐走向新闻，表面上更像是迫于“形势”。他们最早接触新闻是1997年，那一年，有两件大事改变了世界与中国的格局：邓小平去世，香港回归。凤凰卫视此前于1月份在亚太地区首播了一部12集的大型文献纪录片《邓小平》。2月19日，邓小平去世，此时若播放娱乐节目显然不合适，中国人需要更多地了解邓小平去世后海外对于中国的看法与立场。刘长乐抓住了这个机会，从当天始至2月26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连续7天用直播方式报道了内地及香港人士悼念邓小平的情况，其正面的评价与客观真实的立场，成为凤凰卫视转型的一个开始。

　　考虑到7月份的香港回归，刘长乐觉得有越来越多的资讯性的内容需要一个栏目进行包容，于是，《时事直通车》应运而生，这是刘长乐起的名字。在整个6、7月份，凤凰卫视在香港回归的报道中出尽风头，尤其是在“七一回归”的交接仪式高潮中。他们利用公共信号资源进行“现场文摘”，分阶段利用电视超越时空的力量，以香港交接仪式为主画面，北京天安门广场群众在倒计时牌前的情景和凤凰台主持人为分割画面，让观众在这激动人心的时刻有了更多的关联感受。这三个信号渠道，只有主持人一方是凤凰卫视自己现场拍摄的，其他则全部借助他人的“公共信号”。

　　这是刘长乐一贯强调的“借船出海”、“乘风行船”理念的绝佳体现。

　　此后，“中国可以说不”专题、“‘9·11’美国遇袭”专题、“台湾‘大选’”专题、“伊拉克战争”专题等,愈来愈彰显出凤凰的大台气象和风范。有评论曰：“凤凰卫视在华语世界中正在形成一个完整的资讯传播与评论带，这个评论带显然正改变着中国的新闻格局。”

　　历史，就这样走来，走过了创业之初边缘媒体的尴尬，上升至华语电视媒体的主流，个中滋味，刘长乐体会最多：“我觉得一个媒体做到了对社会的发展、进步及人们的生活有相当的影响，这种影响你能体察到、感受到，这是一种乐趣。如果你做媒体，别人反对你，没有注意到你，落地无声，那你肯定很痛苦。”

　　还有什么生意能像传媒这样在民众中间产生层层涟漪？还有什么生意能像传媒这样打造出一个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品牌人物？

　　刘长乐回答问题非常工巧、机敏，他一会儿把凤凰卫视的大动作喻为“掷地有声”，一会儿又用“一石激起千层浪”来形容。无论是“掷地”还是“激浪”，刘长乐渴望的都是回音，是来自受众的关注。“拥有这种喜悦时，任何疲劳、任何打击、任何压力你都会觉得它无所谓了。”

　　比如“锵锵三人行”，刘长乐说凤凰管理层多次讨论过该节目要不要“下课”的问题，因为这个节目已经做了七年，是凤凰台最老的节目，几乎赶上“老友记”了。可是很多观众写信，说没有这个节目就活不下去，这个节目成了观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我觉得这也是我的一个很大的乐趣。”

　　解密凤凰之二：冒险

　　我把人分成四种，一种是情况明，决心大；一种是情况不明，决心大；还有一种是情况明，决心不大；最后一种是情况不明，决心不大。我是属于第一种，属于在下决心上比较到位的一种。——刘长乐

　　我曾执著地认为刘长乐是一个冒险家，因为中外传媒大鳄们极力倡导的“冒大险、得大回报”的信条，应该是通用的。

　　可是我这个判断却遭到了刘长乐的极力否定，“我不是一个冒险家，我们做事情都是要经过很精确的考量的，都要靠数字来思索，靠数字来架构和计算。”以他的见解，凤凰卫视的落地是财富积累＋商业经验＋核算能力＋卫星电视的结晶。

　　刘长乐的军人出身恐怕是他解释自己“不是冒险家”的最佳理由。1970年，已在兰州制药厂某车间当了小头头的刘长乐主动选择入伍。他不避嫌自己是“后门兵”，因为他是一个近视眼，“不走后门当不了兵。”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这个后门兵没有选择当时最热门的文艺兵、汽车兵之类，而是去了野战军40军工兵一连。“工兵连每次抢险救灾都在最前面，逢山开道，遇水架桥，这就是工兵。”刘长乐生怕记者不谙军队常识，他很仔细地解释工兵的功能。

　　1975年，24岁的刘长乐是工兵连的排长，他很看重自己的官衔，因为“这代表的是责任。我在救灾中间应该起的作用就不是要保一个人，而是要保一片人，承担着很重要的责任”。当年营口大地震废墟残垣的场面让刘长乐第一次赤裸裸地面对伤亡、面对灾害、面对天崩地裂生与死的考验。转过年来的唐山大地震，刘长乐以工兵连指导员的身份再次参加抢险，刘长乐的母亲回忆儿子当时的情景时说，“瘦得厉害，两手十指的指甲都磨掉一半，指头肚全部结痂。”

　　这段军旅生涯让刘长乐受益良多，从苦难中生存下来仅仅是他的本能反应，以苦为荣、苦中作乐才是他追求的心灵境界。时代赋予他们这一代人的使命远远超过他们的承受能力，十四五岁时开始串联跑遍全国，十五六岁时父母被囚禁，“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在还没来得及去准备承担一些大任的时候，这些大任就砸到你脑袋上了。”

　　1994年，刘长乐控股的香港乐天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经过几年的运营已有相当规模的资金积累，具备操作卫星电视的实力。长期以来，刘长乐一直怀有“环球华人卫视”的梦想，时机成熟，他开始琢磨为他的卫星电视寻找一个价格比较合适的卫星转发器。他的目光停在了“亚洲一号”卫星上。“亚洲一号”已经被默多克旗下的香港卫星电视所垄断，默多克持有“亚洲一号”的最大控制权，任何一家媒体想使用“亚洲一号”，都必须经过新闻集团的批准。

　　对于租用卫星转发器，默多克开始一口回绝。很显然，凤凰卫视的出现必然会对其卫星电视构成威胁。在谈判的过程中，由于卫星电视长期业务不佳，更由于刘长乐横跨两岸，拥有傲人的人力资源，双方开始由对抗走向对话。

　　此时，“亚洲一号”上的蒙古电视台因为财力原因正准备撤出，这给凤凰卫视创造了一个绝好的机会。然而，在谈判过程中刘长乐似乎不那么热衷于卫星转发器，他猎寻的目标变了，他正跃跃欲试于他的“借船出海”：“卫星电视中文台是现成的，我们用了一个非常好的条件，使得卫星电视中文台有这个机会和凤凰卫视重组，然后拿过来。这是一个非常贴谱的运营。”

　　借着“卫星电视中文台”这艘“万吨轮”，凤凰卫视开始乘风行船，不，是“乘势而行”。

　　刘长乐非常强调催生凤凰的“贴谱性”，正因为许多人不明白其中的原委，误以为凤凰创业是“异想天开”，所以才出现以后真的也有人在异想天开地做着凤凰梦，结果当然是不了了之。

　　“不是冒险家”的刘长乐比较喜欢学习哲学，也喜欢当领导，据说当领导时间比较长，从幼儿园就开始做这一行。他的逻辑思维比较强，最大的长处就是“周密地思索”。不用说，十载军旅生涯的磨炼极大地增加了他承受压力的能力，更让他能够在充满硝烟的商场敏锐地捕捉到先机，在与对手对峙的过程中准确判断，以最缜密的思考当机立断拿下战争。

　　2000年6月30日，凤凰卫视在香港创业板上市，集资9亿多港币，从开播到上市仅仅历时4年多的时间，这在香港是破天荒的事情，在国际媒体界亦极为罕见。因为一般而言，卫星电视要做到收支平衡至少需要7年的时间。当日，香港证券交易所内媒体云集，刘长乐笑眯眯地与前来道喜的客人频频碰杯，这一步走得要紧啊！

　　如果说催生凤凰和凤凰上市是刘长乐志在必得的两件大事，那么2001年1月1日凤凰资讯台的启播则让刘长乐在全球华语传媒界名声大噪。这个当时世界上惟一全天候24小时滚动播出时事、财经新闻的华语卫星频道，由于对新闻事件快速的反应以及信息量大、立场客观，被外界称为“华语CNN”。说到凤凰卫视这个“里程碑”式的动作，刘长乐闪烁着狡黠的眼睛，“这里面有很大的一个商机”，他告诉《人物》杂志，“如果要我说这些年哪些事情对我比较关键，那就是打造凤凰、凤凰上市以及资讯台的开播。”

　　解密凤凰之三：一个疯子和五百个疯子

　　有人说凤凰是一帮疯子，当然首先是从我开始疯起的。——刘长乐

　　我们疯是疯在我们的情绪上，疯在我们的斗志上。但是在政治导向方面，包括在对待大运的时势把握、时政的把握，包括对于经济运程的把握方面我们是非常理智的。”刘长乐说。

　　“疯子”的故事——凤凰卫视有一大群被称为“媒体疯子”的人，他们像一台台“永动机”，脑海中不停地冒出新的创意。他们对重大事件有不可遏制的“渴望”，他们一走进演播室或办公室就情绪高昂，他们常常会连续几个小时或几十个小时陶醉于其中，令人觉得不可理喻。

　　刘长乐曾用亲切的目光注视着这些疯子们，说，“疯得还不够。”

　　“榨汁机”的故事——榨汁机，一种用来将果实榨成果汁的机器，不少家庭都有。它的最大特点是去粗存精，而且比用其他方式榨得更彻底。

　　刘老板过生日时，凤凰卫视的主持人联合赠送给他一台这样的机器作礼物，他似乎明白其中的含意，自言自语道，“都是好汁，还得再榨。”在凤凰流传甚广的一句话是，“女生当男生用，男生当牲口使”，我向刘长乐求证这句话的准确性，他不假思索地说，“再加上一句，‘牲口当老板使’”。一阵大笑后，公关总监王多多说，“曾子墨说女生直接就当牲口使了。”又一阵大笑。

　　一位凤凰人告诉我，“刘老板要的是结果，但绝不会给你更多的预算。”凤凰人之间流传一个说法，起初凤凰是拿相应的钱做相应的事，到后来做节目时成了拿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同时而到了现在则进化成花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同时，还要赚别人的钱。

　　凤凰的核心创作人员，在创新节目时，开始有了预算的概念。起初大家还会对老板说：不给钱，不加人，怎么能弄出新东西来？到后来，干脆自己就否定了那些要钱花的念头，在刘长乐的经营理念里，一切的想法都围绕着不花钱要办事还要办出点名堂这个中心。

　　凤凰卫视的某个栏目能够拥有显赫的地位，凤凰卫视管理层与观众的赞叹最多只是一个点缀，真正的掌声与地位的提升要靠广告商，广告商给这个栏目开出的身价，往往就是这个节目最有力的掌声。在凤凰卫视，三个月还没有广告赞助的节目，一般都面临改版或关张的危险。

　　这种一切以收益为核心的理念，几乎成为所有凤凰人都熟知的一个规范，每个节目都在成本与收益之间做着真正的挣扎。2003年初，《新闻今日谈》移到凤凰卫视资讯台，在中文台腾出的时段上，由杨锦麟主持的形式别致的《有报天天读》开张。头两个月，观众好评如潮，管理层频频颔首，但杨锦麟却神情忧郁地说，“叫好不叫座呀，到现在还没有广告！”

　　很快，2003年4月的一天，在节目刚开始，他有些夸张地报告给观众一个喜讯：《有报天天读》从现在开始有广告了！

　　这一天也是刘长乐比较开心的一天。他一手打造的 “三名”战略——名记者、名主持、名评论员——正在使一群年过半百、其貌不扬的老头子们继吴小莉、窦文涛、陈鲁豫等人之后成为凤凰卫视新的活商标。

　　新人，旧人，黑发人，白发人，统统“疯”得不亦乐乎。

　　我向刘长乐请教有关“疯得不够”的理论来源。原来，“疯得不够”他是有所指的。那还是在前一段时间，资讯台办得比较呆板，不活跃，没有冲击力，有些节目像温吞水，刘长乐认为主要原因是主编们没有“疯”起来。当然，所谓“疯”也是有所指的，典型的“小疯子”当属董家耀，外界对董家耀的评价是：“低调、狂热的工作态度，老实庄严的面孔，屏幕形象的老成，使董在凤凰的造星机器中，比其他的招牌主持人更别具一格。”在刘老板的眼里，这个“小疯子”每逢有新闻发生，就会像上了发条一样在走廊里蹦、跳。他的激情、他的活力，都体现在了他的工作上：在国庆50周年的阅兵仪式上，他站在人民大会堂顶端四米高处俯拍４个小时，同行惊呼，“凤凰的人疯了！”

　　对于“榨汁机”的解释，刘长乐认为人的潜质的发挥，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因此“我们不能在‘榨汁机’这一步就停住了，还要榨。”

　　窦文涛曾说，他到凤凰以后，学了很多东西，觉得可以毕业了。而每当他准备毕业的时候，就会有新的学习科目跳出来，他又觉得自己是小学生了。刘长乐很赞同窦文涛的观点，他补充说，凤凰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感觉是由于压力造成的。凤凰目前处在一个被别人复制和拷贝的境况下，而凤凰自己却基本上没有参照系。刘长乐也不得不承认，“我们现在不让人拷贝是不可能的，过去我们还认为不该赤裸裸地复制，但是现在就是这样赤裸裸地复制，像‘有报天天读’，连衣服都模仿，也弄一大褂，露俩白袖子”，刘长乐比划着自己的袖子，有些无奈，“如果形似神不似，那就是东施效颦。”

　　对凤凰为自己打造出了一个可被复制的功能，刘长乐倒欣慰，“这样也好，逼着我们只能挖空心思地创新，以提高自己”。但倘若凤凰只是为了创新而创新，把创新做给别人看，刘长乐认为这就不可取了。形式上的变化不是惟一的选择，节目内容和主持人内涵的提升才是创新的实质。

　　“我喜欢忠诚老实、有知识再生能力的人，因为我认为我的知识再生能力比较强”，刘长乐谈到自己用人的标准时不忘自我表扬一下，据说所有的凤凰人都学会了自我表扬。

　　在凤凰这个舞台上，刘长乐希望他的员工把职业事业化：“只有传媒这个行业才有非常多的创造性劳动，而创造性劳动需要感情、精力的全身心投入，这个投入是别的行业无法比拟的。”说这番话时，刘长乐很动情，作为凤凰的带头人，他的全身心投入有目共睹：他时刻把自己暴露在别人能找得到的地方，他的手机基本24小时开着，如果关机的话，那他的秘书肯定知道他在哪里。“仅有一次例外”，他告诉《人物》杂志，“那是前不久，我女儿在美国大学毕业，我带她去黄石公园玩，那个地方方圆500公里没有通讯信号，他们肯定找不到我。这是惟一的一次。”

　　解密凤凰之四：关系学新用

　　西方人对中国的市场化程度太低估了，他们以为中国现在还是靠关系就能够生存。说凤凰有背景，是他们一种非善意的揣测。——刘长乐

　　没有人否认刘长乐的成功，就像没有人否认刘长乐的背景一样。时不时就会有这样的舆论出现在他的耳畔，“你到海外去办媒体，而且办得这么好，是不是因为你背后有人支持？”“你是有背景、有来头的，你是不是现在还属于某某势力集团？你是不是现在还属于军方？”

　　好事者的声音不需要传播就能走很远，刘长乐把海外媒体和西方的一些舆论看作是“非善意的揣测”。CNN在采访他的过程中竟然把“关系”这两个字用音译的方式直接用在英文中间了。中国的“关系学”在西方已经成为被研究对象，刘长乐自然要好好解释一番：“中国有句流行的话叫‘八十年代靠胆子，九十年代靠路子，二十一世纪靠脑子’。关系学，在现在这个土壤里，不能说完全没有作用，但实际上它的作用已经变得相对比较次要了。特别是媒体，这种市场化的、非常透明的产业，它是赤裸裸地摊在光天化日之下让大家去评判，这个跟‘关系’几乎没有什么关系。”

　　“放眼香港，完全中资的机构和企业多得数不胜数，他们其中不乏有背景的，但很多企业都没有做起来，或者说都没有取得他们应该有的辉煌。相反，很多没有这种背景的企业却成功了。我觉得对凤凰来说也是同样的道理。”

　　刘长乐指出，现在很多国内企业（包括传媒）的市场化运作都涉及体制转换的问题。如果一家企业没有真正转换体制，成功的机会会非常小。因为在残酷的市场游戏中，若要取得成功完全取决于企业的竞争体制。所以，最终企业或者公司的发展还是要根据市场的变化而做相应的调整，从某种角度来说，市场，而非“背景”或“关系”，才是最根本的一个催化剂。

　　“西方人对中国的市场化程度太低估了，他们以为中国现在还是靠关系就能够生存。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靠关系有暴富的可能性，但就企业的持续发展而言，越是靠关系几乎越是没有可能成功。”

　　解密凤凰之五：涅盘的方向

　　传说中，凤凰每过五百年要浴火重生一次，刘长乐喜欢凤凰，看重的就是凤凰这样一个不断更新、不断超越和战胜自我的过程。

　　在接受访问时，刘长乐特意归纳总结了凤凰涅的方向：

　　第一个目标，“拉近全世界华人的距离”，凤凰高层认为这个目标已经阶段性地达到了。

　　第二个目标，“在全世界的媒体中间为华语争取空间”。说来惭愧，在人类进入信息化时代的今天，尽管华人占全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但英语媒体的信息却占了世界媒体信息总量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占据了无可否认的强势地位和第一解释权。为什么中国媒体不能主动出击，以民间的、市场的定位在全球传播市场中争得一席之地？这就是凤凰卫视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改革旧的电视体制的动力所在。经过八载的努力，毫无疑问，凤凰在华语世界中已经扶摇直上云霄。

　　第三个目标，“覆盖全世界”。目前凤凰卫视的覆盖面不包括南美洲和南部非洲。眼下，凤凰高层锁定的目标是，把这两个地方也覆盖了。

　　第四个目标，目前凤凰卫视只有普通话频道，刘长乐希望，有朝一日凤凰可以做成多语种的频道，最起码要增加英语和粤语两个频道。

　　作为一个老媒体人，刘长乐不希望媒体的功能仅仅局限在宣传、教育和影响层面，他认为生活的多样性必然导致媒体的多样性。可是，他发现部分媒体媚俗的程度，已使媒体的教化功能丧失殆尽。针对这一情况，凤凰高层不遗余力地投资一些文化信息含量高的节目，像“寻找远去的家园”、“世界遗产的追踪”、“穿越风沙线”、“世纪大讲堂”，希冀借助这样的节目提高受众对文化的认同。刘长乐坦言，“实际上，这些节目很长时间没有广告，一开始都是赔钱的，但我们咬牙跺脚坚持下来，最后终于唤出有识之士，他们愿意投资，他们愿意投放广告。”

　　从教化到媚俗，从媚俗到教化，媒体也在轮回中不断重复着自己的功能。眼下，这种轮回出现在整个中华经济圈快速发展的时期，民众的道德素质、文化素质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从而造成相当大的社会问题。刘长乐透露，凤凰卫视正在筹备开办一个风范大国民的节目，预计明年开播的是礼仪的节目，“我们不期望受众看我一期节目就能够改变什么，但我们一定要先做起来。”刘长乐信誓旦旦。

　　53岁的刘长乐正在欢天喜地地干着他喜欢的事情。在他身边，73岁的默多克、81岁的雷石东、96岁的邵逸夫、90岁的“亚视”前任林伯新都还没有退出，都还在折腾呢。提起这几个“老家伙”，刘长乐竖起了大拇指，“他们把他们的事业和生命及感情揉到了一起”，我问他是不是也会像“老家伙”们一样做到八九十岁，他摇摇头，“我当然不会干到80岁。”

　　结尾 
 
　　据说，美国总统小布什在伊拉克开战前的某日突然询问白宫负责公共传播的高级官员，若战争爆发，中国香港的凤凰卫视会不会直播？

　　关于这个传闻，刘长乐不置可否。不过，他证实了另外一个信息，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战前两次接受凤凰卫视驻华盛顿记者的独家专访，试图以此向中国政府和民间解释美方打伊拉克的立场和动机。在采访结束时，鲍威尔特意询问，他的讲话是否会被完整地播放，在得到肯定答复后，他说，“这是我接受你们采访的重要原因。”随后，这两次专访都在凤凰卫视拥有高收视率的《时事开讲》中播出。作为“回报”，凤凰卫视在开战前两个小时就拿到了小布什的讲话全文，随后还收到了美军的特别邀请，随军去前线采访，并成为惟一登上“小鹰号”航空母舰的华语电视媒体，之后凤凰卫视派出的四组采访美军的记者都得到了特许。

　　没有人质疑凤凰在华语世界中开始享有重大新闻的“第一解释权”。

　　据说孔子一生对凤凰情有独钟。他晚年时说，“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凤凰不飞来，黄河也不出现八卦图，我这辈子算完了。语出《论语·子罕篇》）据林语堂考证，孔子非常幽默，刘长乐也仿效先贤来一点幽默，“如今，凤凰已经出世八年，振动彩翼扶摇直上，飞临亚太、欧美、北非90个国家和地区，覆盖了这些地方的华人主要聚居区，如果孔夫子地下有知，亦当复起了。”

　　凤凰八载，长乐未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