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冠疫情的数据看领导力
作者:Joerg Niessing
2020-05-29
摘要:一些政府,特别是由女性领导的政府,在应对疫情方面比其他国家做的更好。

到目前为止,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跟踪新冠疫情爆发状态的统计数据和图表。包括确诊病例,康复病例,活跃病例,死亡,感染曲线等等。数据为大家提供了各个国家和地区在百年一遇的疫情中的表现。但是,仔细检查后,则会引发有关数据能否反映现实情况的问题。更好地了解数据能够展现和不能展现的内容,将有助于我们得出更好的结论和教训。

对于那些刚刚涉及此领域的人来说,由各国/各州政府或者世界卫生组织一级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等机构每天整理和发布的庞大的全球疫情数据十分值得信赖。但是考虑有些地区的行政管理上的不足和政治上的压迫部分数据可信度会有所下降

缺乏国际标准

全世界收集的数据缺乏标准化。以死亡人数为例,在疫情爆发的最初几个月中,在一些国家(例如英国),疫情死亡人数仅包括在医院死亡的患者,而在养老机构或私人住宅中的死亡则不包括在内。确定患者是死于新冠疫情还是其他原因,使死亡数据的解释更加复杂特别是考虑到大多数死者都是老年人并且患有其他疾病。

考虑到测试的意愿,测试能力和测试标准因国家而异,感染水平很难数据来评估。有限的测试不可避免地会使得发现的病例更少,进而减少报告的死亡人数。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与发达国家相比,某些低收入,而且进行的检查较少同时卫生系统装备不足的国家感染率极低。

与此同时,国家级的疫情报告掩盖了该病毒对人口稠密的国际大都市(如纽约和武汉)的影响,尽管该疫情使该国家的其他地区相对来说受影响较少。在新加坡,尽管疫情总体已得到控制,但该病毒在外国工人拥挤的宿舍中继续蔓延,这也使得这座城市的总体感染人数迅速增加。

提取数据

尽管数据不足,但我们可以使用确诊病例和每百万人口死亡的统计数据,检查不同类型政府间结果差异较大的原因。我们可以考虑许多因素:政治制度和社会信任,近期历史,地理和气候,人口规模和人口统计,国际联系等等。

政府的类型为例,中国的中央集权体制能够通过严格的封锁迅速有效地应对危机。同样,与自由主义的西班牙,意大利,英国,法国和瑞士相比,越南,土耳其,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等国家到目前为止看起来还不错。但是,不一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威权政府在应对疫情方面更好。韩国,日本,澳大利亚,泰国和以色列民主政府体制在案件和死亡人数等方面也做得不错

对政府和社会的信任(疫情期间我们一直在一起)可能是另一个潜在因素。大多数东亚地区都很好地控制了疫情。在世界这一地区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可以解释为何人们愿意接受生活中许多方面的限制。与此同时,在以个人主义为导向的新西兰以及欧洲的北欧和波罗的海国家中,对公司治理和政治领导人的信任可能会对企业间的广泛合作有所帮助,以及政府要求的早期封锁。

中国是第一个受到该疫情大范围影响,并及时采取行动的国家。其他东亚国家几乎紧随其后。当COVID-19出现在他们家门口时,西方的那些落后者错过了学习和迅速采取行动的机会。任何流行病或疫情都会呈指数级扩张,这意味着浪费的每一天都使减缓和阻止传播变得越来越困难。速度成为成功的重要因素。需要一个高效,可靠的信息系统,坚定的决策以及专业的实施和控制体系。欧洲国家,更不用说美洲,则浪费了最初的时间。结果是更多的病例和死亡。有趣的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健康安全中心和《经济学人》智库就政府在应对传染病暴发方面的准备情况进行了一项重大研究,将美国和英国列为准备最充分的两个国家。中国排名第51位。现在即使是最不关心的读者也被这项研究震惊。

与男领导人

经合组织将政府能力定义为管理纵向和横向整合与实施的能力。这是一个非常行政的观点,总体上来说很难评估,在国际层面则更是不可能。因此领导者的领导力可能是其中最重要的标准。

到目前为止,有几个国家的政府在应对COVID-19危机方面展现出了整体的有效性,例如新西兰,德国和挪威。截至521日,这几个国家每百万人口的死亡人数不到100。他们有什么共同点?这几个国家都是由女领导者领导的。

挪威与丹麦,芬兰,冰岛以及瑞典一样,属于北欧国家。其中4个国家的死亡率远低于每百万人口100例。瑞典却采用了群体免疫的危险战略,死亡人数是同等大小国家的近六倍。瑞典有一位男性总理。其他四个国家的政府都运转良好,由女性领导者领导

相比之下,美国和英国的确诊病例和每百万人中死亡人数最多。然而,随着俄罗斯和巴西这两个国家疫情趋势的不断扩张美国和英国可能很快会被俄罗斯和巴西追上。用我的同事Manfred Kets de Vries的话来说,这四个国家都是由男性领导的。

这些是令人惊讶的发现。该分析将成功国家的几位女性政治领导人与迄今未正确处理冠状病毒威胁的四个男性领导人领导的国家进行了比较。但是该分析的样本量较小,无法通过严格的学术要求。领导力只是其他几个变量中的一个标准,尽管它似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

但是,研究尚未发现任何有力的证据表明男女领导之间存在真正的差异。根据成见,只有性别特定的期望会影响领导风格。对于领导风格的调查也已经谨慎避免将给定的行为标为男性或女性。

例如,积极的个人主义与关心社会的反应能力有所区别,但不一定与性别有关。但是,就冒险精神而言,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规避风险。四个男性领导人宣称该疫情无关紧要,或者很容易消灭,或两者兼有。这种夸张的说法在战争或自然灾害时期可能会成功。另一方面,规避风险的领导人会仔细研究情况,征求意见并在政府和社会内部达成共识,这导致决策和沟通方式截然不同。

COVID-19作为我们时代对人类的最大威胁,的应对需要复杂的协调和多方面的行动。数据显示,女性领导人在这方面做得更好。或至少归因于男性领导者的风格使他们不适合该任务。

本文转载自INSEAD KNOWLEDGE (<What COVID-19 Data Can – and Can’t – Tell Us About Leadership>,https://knowledge.insead.edu).版权属于INSEAD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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